四、二战前后日本政商关系的历史传承性 从日本商界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从财阀到财界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日本政治和商业不断调整、发展并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占领时期,旧的财阀体系被解体,持株公司也不能再控制经济的发展,财阀家族失去了控制公司的能力,而企业也更多地依赖银行而不是财阀家族。然而,冷战的出现,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战略的演变,使美国对日本在被占领期间的政策没能得到完全实现。虽然二战的结束和盟军初期的政策是切断财阀的经济垄断性和政治影响力,财阀的政治联系和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下来,并在财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旧的财阀体系和新的商业体系的联系并没有被割断,只是以“一种更松散的形式重新组合到一起”[12] (p462)。其中,这种政商关系的历史传承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在占领期结束之后,三个战前最大的财阀企业--三井、三菱和住友,重新组织起来,并恢复了其在日本经济发展及政治影响中的作用。在传统的贸易产业中,例如煤炭、铜业及船舶等,他们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他相对竞争力弱小的企业虽然没有以战前的旧形式出现,但却以大银行为中心重新组织并发展起来,例如富士公司就是从原来的安田财阀演变而来。此外,即使在占领期被排斥的财阀代表也很快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上,并成为新财界的代言人。即使是经团联也被允许作为战前经济组织的继承者而存在,只要能够满足若干指导原则即可。更重要的是,财阀家族原先存在的企业精神并没有得到改变,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要求在商界中得到延续。在相关的财阀企业中,联结方式及组织原则都沉淀成为一种传统,并持续保持着其完整性。员工需要“侧重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侧重于和谐性的合作与协调,侧重于国家的发展而不是个人的福利”[13] (p53)。因此,从观念上来说,日本就不同于欧美关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逻辑,后者更强调通过增加个人财富而自然过渡到社会福利的完善,而日本则需要通过政商之间的紧密联系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其次,特定企业和特定政党之间的联系也从战前阶段继承下来,并在财界政治献金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三井对战前政友会的支持及三菱对民政党的支持都以同样的形式再现于大企业和保守政党的政治联系中。美国学者卡莱尔·沃尔弗伦(Karel Van Wolferen)曾对此现象加以评论,认为“日本政商伙伴关系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处于等级化工业社会顶端的经济组织(财界)正是由对战争经济军事化负有责任的官僚及战时卡塔尔的官僚化领导人所领导的,这个特点无论在此之前还是此后都是存在的”[11] (p45)。也正是这些继承了战前财阀保守性的新财界的领袖人物,推动了日本战后“五五体制”的建立。 再次,战后财界的这些领导人物,即使不出自于传统的财阀家族,也和战前及战争活动有很大的联系性。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脱颖而出并成为连接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角色。例如,前面所述的经团联的第一任会长石川一郎,在战争期间就担任“重要产业统治团体协议会”的高级官员,并在二战结束盟军接管此协议会之前提议将其解散并改头换面为“日本产业协议会”,以此逃避盟军对此协议会的追查。新的“日本产业协议会”与1946年4月成立的“金融团体协议会”合并加入了经团联。此外,石川一郎召集了若干曾在“内阁计划会议”工作过的年轻的经济问题专家对日本的经济重建计划进行理论探讨,对日本政府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影响。 总之,战前日本财界的力量在战后的新时期仍然得到了保存,而且政商关系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下来。旧的财阀体系在二战后的重整阶段并没有彻底解体,因此,日本的政商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作为推动日本军事扩张重要力量的财阀已经不存在,但是这些保守性和垄断性的企业并没有被割断历史联系,反而在战后的商界体系中得到新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比森(T. A. Bisson)在论述日本财阀解体的问题时所说:“财阀体系的高层领导者实际操作了旧的公司合并的进程,并且深深浸濡着意识形态的色彩。他们可能不能够按照原有的方式重建经济王国,但是在推动合并浪潮中他们作为单个行为体可能更加精明熟练,甚至超过作为财阀家族成员时的行为。在这里,其控制因素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3] (p217)政商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存在下来,商界也作为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维护者和受益者,不断渗透到日本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中。与战后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一样[14],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日本战争史观的右翼化和政治保守化。 【参考文献】 [1]Hidemasa Morikawa, Zaibatsu: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y Enterprise Groups in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2. [2]Kenichi Imai, " Japan' s Corporate Networks" , in Shumpei Kumon and Henry Rosovsky, eds.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3. Culture and Social Dynamic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T. A. Bisson, Zaibatsu Dissolution i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4]持株会社整理委員会:『日本財閥とその解体』,東京:持株会社整理委員会,1951年。[5]Eleanor M. Hadley, Antitrust i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6]Chitoshi Yanaga, Big Business in Japanese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7]鈴木松夫:「戦後日本財界史(IV)集会法実施の結末」,『財界』,1963年3月15日。 [8]栂井義雄:『三井財閥史:大正昭和編』,東京:教育社,1978年。 [9]「日経連と経団連:表裏一体」,『朝日新聞』,1952年12月5日。 [10]経済同友会编:『経済同友会三十年史』,東京:経済同友会,1976年。[11]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London Limited, 1989. [12]Richard Caves and Masu Uekusa, "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in Hugh Patrich and Henry Rosovsky, eds. , Asia' s New Giant: How the Japanese Economy Works,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13]Hugh T.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 " Japan' 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 overview" , in Hugh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 eds. , Asia' s New Giant,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14]王哲:《战后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及其严重后果》,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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