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在论述实行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时指出，民主意识或者叫民主的习惯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民主所有的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心理条件指的是社会成员实行民主时必须具有的性格特点和思想习惯。归根到底，这些条件的所在，在于各个公民的内心，即心灵之中。但就其实用意义来说，重点还必须放在这些性格特点的外在的，即行为上的表现。这些特性就可视之为气质。……在此意义上民主的心理条件是气质方面的，它们是促使许多社会成员按自治所要求的方式去行动的习惯与态度。民主的其他条件主要取决于此。如果这些气质在公民中达不到一定的普通的程度，教育机构也好，新闻媒介也好，交流艺术也好，都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与使用”[4]（P173）。
    民主的心理条件也与政治文化有关。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人认为， “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5]（P157）。政治文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认识方面，由对政治制度的认识组成；感情方面，建立在个人同领袖和机构的关系上；判断方面，包括对政治现象的价值判断。”[6] 阿尔蒙德等人认为，与政治结构相适应，可以把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划分成如下三种类型，即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
    一般而言，与一人一票制相适应，需要广大民众具有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社会成员倾向于明确地取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制度，同时取向政治机构和管理机构及其程序。”[5]（P21-22） 但是，目前的印尼广大民众的政治文化却仍然是非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该国广大农村地区，可能还停留在第一种政治文化，即地域型政治文化的阶段，在城镇地区，则停留在第二种政治文化，即依附型政治文化的阶段。
    在印尼，苏哈托的独裁统治已经相终结，许多学者把1998年至今的印尼称为民主改革时期，在经历了7年多时间的民主改革之后， 印尼人民有没有为实行民主做好准备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在2003年8月至11月，印尼-家调查机构曾经在全国进行过两次民意调查，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
    1.选民对大选的认识非常不足。许多选民不知道要同时选举国会议员，地方省、市、县议会议员和地方代表委员会，也不知道总统必须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2.绝大部分选民对大选很冷漠，不相信自己的选票能够影响政府。
    3.选民把参加投票仅仅看作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领导人，唯有极少数人意识到大选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
    4.许多选民对前途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苏哈托执政的“新秩序时期”比现在更好。
    5.长达7年的经济困难，使绝大部分选民不愿意关心与眼前的生活无关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工作和能够买到便宜的日常生活用品[7]。
    上述结果表明，印尼人民的确还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民主的物质准备比较容易做到，诸如投票箱、会议场所等，只要花一些钱就可以办到，但是，民主的思想准备就不那么容易，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培育新型的政治文化，都需要时间，绝不是几年或者十几年就能够做到的，甚至可能需要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三、印尼向民主过渡的特殊性
    在印尼，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群众动员起来了，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了，但是，政治参与的途径却不顺畅，缺乏组织与制度化的手段，于是便出现了混乱和不稳定。“民主化给印尼人民带来了狂喜的同时也带了极大的痛苦。一方面，它给人民带来了许多自由，第一次赋予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权利；另一方面，政治开放又像是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种族和宗教冲突、地区分裂主义等势力进一步抬头，导致了政治和经济的更多的混乱”[8]（P506）。
    印尼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权威政治体系是在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倒台的，取代它的新的政府太弱以至于无法建立法律和秩序，新的国会议员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一些自私自利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旧的政权，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新的人民代表。在旧的权威政治的长期统治下，其他社会力量很难进入权力体系，政治开放之后，参与政治的空间扩大了，但是，一般的公民缺乏政治组织和渠道进入这个空间，唯有那些在旧的政治体系下培养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们掌握了各种资源，包括组织化的权力与金钱，从而能够填补政治真空，旧的政治精英们利用他们的优势重新进入新的民主机构，并且不断地加强其地位：原来只有一个苏哈托，现在取而代之的却是许许多多小苏哈托”[8]（P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