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衰败和政治动荡的严峻形势，杜鲁门政府向美国国会递交了欧洲复兴计划议案，美国国内围绕这一议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不仅探讨了复兴欧洲的援助条件和方式，而且反映出杜鲁门政府和社会团体在界定二战后美国国际角色、处理对外援助与国内民主之间关系等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一些论著对这场辩论虽有所论及，但它们研究的重点侧重于欧洲复兴计划法案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争论与妥协，忽略了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团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这场辩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阐释不够。[①]本文试图将欧洲复兴计划法案的出台置于美国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及利益团体三者互动的历史场域中去观察和思考，通过剖析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在欧洲复兴计划问题上的政策主张，探究主导这一重大外交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及这场辩论的重要影响。
    一、欧洲复兴计划议案遭受部分美国人士的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经济陷于崩溃的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制定出了促进欧洲长期稳定的政策方案。但是，如果没有国会的立法认可，欧洲复兴计划就只是纸上谈兵。因此，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于1947年12月向国会递交议案，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西欧国家的经济建设等方面阐述了欧洲复兴的必要性，要求国会在1948－1952年拨款170亿美元，以挽救濒临绝境的欧洲经济。[②]在杜鲁门递交议案的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向国会提交了背景性报告，分别就欧洲复兴计划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援助欧洲的程度和欧洲复兴计划的执行机构等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③]
    但是，欧洲复兴计划议案遭到了来自美国国内左右两翼的大张挞伐。站在右翼反对欧洲复兴计划议案的以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 Taft）、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为代表。这些人士坚持认为，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会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早在1947年11月10日，塔夫脱就在俄亥俄的演讲中告诫美国人：“我们高估了美元在推动欧洲经济复兴中的作用，因此难以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原则下完成这一任务。”[④] 1947年12月30日，塔夫脱在约翰·马歇尔社团发表了题为《通货膨胀与马歇尔计划》的演讲，进一步指出，“增加如此巨额的财政支出，很可能摧毁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建议美国政府“集中一切力量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⑤] 。胡佛也反对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为重建那些破落凋敝的欧洲国家，他在听证会上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胡佛称：“该计划的总开支将占该时期整个联邦税收的18％，个人收入税的36％。工业重建项目并不仅仅是恢复战前的生产力，而是想超越战前生产水平，这种想法其志可嘉，但能否在不过度加重美国人负担的前提下使欧洲经济超过战前水平则令人怀疑。”胡佛断言：“这样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会使美国人承担高额赋税”，导致“国内出现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和经济动荡的局面”。 [⑥]这些主张迎合了美国一些中下层要求政府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的强烈呼声。当时出版的小册子就指出：欧洲复兴计划“将大大增加美国人民的开支，将美国经济引入混乱局面”[⑦] 。
    这些人士还担心，杜鲁门政府这种不惜代价承担复兴欧洲的责任，会扩大行政部门的权力，自由企业制度和公民自由会因此受到损害。亨利·黑兹利特提醒道：“美国援助欧洲以及随之而来的积极干涉国际事务，将使民主党政府能够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从而破坏自由市场体系。”[⑧]在黑兹利特看来，政府集中控制的经济不但是低效的，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集权，使人民失去自由和权利，而欧洲经济只有在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⑨]他在小册子《美元能拯救世界吗？》中反复强调，欧洲经济能否复兴，并不取决于美国向欧洲贷款的数额和提供商品的数量，经济发展“必须通过自由资本主义和私人企业的运作来达成” [⑩]。黑兹利特在参议院作证时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由政府运作的计划“只能造就庞大的掌握外援事务的官僚机构，伤害美国企业的利益”，“侵犯国内自由、摧毁美国财政和经济结构的政策如同战争一样，将使国家遭受巨大的破坏” [11]。塔夫脱也认为，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将损害美国的宪政原则，威胁国内的自由和民主。他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理性地审慎估量自己的能力而过多地介入全球事务，将制造出庞大的军事工业集团和拥有广泛权力的军事、行政部门，侵蚀国会的权力，损害美国的宪政原则，国家形态将会由市民国家演变为专制集权的兵营国家（Garrison State）。[12] 一些国会议员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这样大规模的政府性援助“违背美国的立国原则和国家特性，对美国所遵循的意识形态构成挑战”，致使“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制度、私有产权等美国生活方式正在面临考验”[13]。
    欧洲复兴计划还遭到以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Wallace)为代表的左翼人士的质疑。华莱士从其特有的政治关切出发，对未来的形势忧心忡忡。欧洲复兴计划议案被递交国会讨论前，华莱士就在《新共和》杂志刊文，谴责该计划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军事集团企图以社会公平为代价在国内外谋取私利的尝试”[14]。在国会听证会上，华莱士对杜鲁门政府奉行的对苏政策和欧洲复兴计划的动机予以激烈抨击，称欧洲复兴计划是一个“战争计划”，一旦实施，将“破坏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方贸易模式，加剧美苏关系的恶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5]。华莱士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士的赞同。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大公司试图通过该计划对欧洲进行控制，与苏联相对抗，进而统治整个世界。[16]他们认为欧洲复兴计划是“美苏紧张关系的产物”，其目的是“联合西欧国家开展反苏战争”，因此，支持欧洲复兴计划是“向战争更近了一步”[17] 。为了避免激化国际紧张局势，华莱士建议“由联合国领导下的复兴欧洲行动取代美国政府的欧洲复兴计划，按照联合国救济署的模式设立联合国重建基金”，尤其是“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和赠予不能附加任何政治上的条件”[18] 。
    可见，无论是塔夫脱、胡佛等孤立主义者，还是以华莱士为代表的左翼人士，他们都反对欧洲复兴计划，并且达成了如下共识，即杜鲁门政府递交的欧洲复兴计划议案不但会消耗美国的财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威胁国内自由，激化国际紧张局势。这些人士的观点代表了二战后部分美国民众在看待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经过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外交大辩论，主张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义务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19]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及战后新的国际现实促使美国走上了“全球主义”的道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和左翼势力在国内反共气氛日益浓厚的情况下已经失势。然而，滞留在美国民众思想深处的孤立意识并未完全消亡，一些民众担心美国过多地卷入国际事务是对国内自由的侵犯。他们呼吁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和财力解决国内事务，强调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不能超越一个民族国家理性应该限定的合理范围。这种思想虽然已不可能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和政坛中占据主流，但也为国会通过欧洲复兴计划议案构成了一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