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的危机”话语与《1948年经济合作法》的通过
    为了说服那些仍固守孤立主义思想的美国民众和保守的国会议员接受这一耗资巨大的援助计划，杜鲁门政府开展了一场为欧洲复兴计划宣传、造势的运动。与之前宣传杜鲁门主义的话语相类似，杜鲁门政府强调欧洲和其他国家正遭受苏联意识形态的严重“威胁”，如果不加以遏制，美国乃至其他“自由世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将会遭到巨大破坏。1947年11月17日，杜鲁门在国会特别会议上用极端意识形态的语言把世界划分为自由与集权两级，强调苏联政府是一个“集权的”、“反民主”的政府，其意识形态与美国的立国原则截然对立；他声称“集权国家的存在对世界和平与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20]。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到全国各地公开演讲，大谈“自由”将处于“危机”之中。1948年1月15日马歇尔在匹兹堡商会的演讲中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国际事务充耳不闻，其自由和安全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一旦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得势，美国会处于专制国家的包围中，无法从欧洲获得生产原料，出口贸易也会受到极大影响，美国生活方式将无法延续。”[21] 他在全国农场主协会的演讲中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一个繁荣的、生机勃勃的欧洲，民主政府会让位于苏联那种集权性政权，国家将控制主要的市场和资源，国家贸易将取代私人贸易。”[22] 1948年3月11日，欧洲复兴计划议案投票表决前夕，马歇尔在对全美基督教协进会的演讲中使用了更为煽动性的语言，声称“目前国际形势危急，流弊丛生”，他坦言欧洲复兴计划议案因国会的反对而搁浅，指出“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集权主义一旦在西欧获得胜利”，那么“警察国家将统治教会和牧师，欧洲将最终丧失宗教自由”[23]。1948年3月19日马歇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中继续为欧洲复兴计划辩护。他集中强调苏联对欧洲政治和思想自由的“威胁”，指出苏联“正在制造狡诈的欺骗和侵略计划，一旦控制欧洲，将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实行严密的监控”[24]。《纽约时报》等一些美国报纸也刊登了一系列喧嚷关于苏联威胁增加的文章，谴责苏联试图向全欧洲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发动战争征服世界，对西方文明构成严重威胁。[25] 《旧金山纪事报》的社评认为，苏联政府已经酝酿同美国开展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它不仅“阻止自己的人民实现自治，而且要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26]。显然，他们把欧洲的形势渲染为事关美国自由意识形态生死存亡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被塑造的既真切又急迫。
    面对“自由的危机”，杜鲁门政府强调美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担负起遏制共产主义和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对共产主义极为憎恶和敌视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宾夕法尼亚发表演讲，宣称“自由世界的安全正遭受严重威胁”，因此“美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享有繁荣和自由，也要领导其他国家渴望自由的人民享有繁荣和自由”[27]。《时代》杂志则将1947年视为美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又一重要时机”，称“这个国家正面临新的角色和责任”[28]。1948年3月20日马歇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演讲中将苏联与二战时阴谋统治世界的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指出苏联与纳粹德国一样，不仅是美国的敌人，而且是“自由的敌人”，“在一个存在像苏联这样集权国家的世界上，民主政府的安全不可能得到保障”。他强调“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资格担当自由世界领袖角色的国家。如果美国不承担这种领导责任，将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民族”[29]。可见，马歇尔等人将苏联作为“他者”与美国相对照，把美国塑造为遏制共产主义、捍卫“自由世界”的领袖，反映出杜鲁门政府对冷战时期美国国际角色的思考和定位。
    很多商业、企业、劳工等利益团体也参与了这场宣传欧洲复兴计划的运动。对于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等商业利益团体来说，支持欧洲复兴计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它们看来，欧洲是美国商品、文化和民主的广阔市场，如果能在欧洲消除贸易壁垒和增加自由贸易量的话，那么不仅可以为美国带来经济发展的机会，而且会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奠定基础。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欧洲复兴计划，建议美国与西欧国家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开展经济合作，包括向欧洲国家提供原材料，促进工业现代化，维持货币稳定，解决支付问题等。[30] 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在《纽约时报》刊文，希望通过欧洲复兴计划向欧洲推广“自由企业制度”，因为“具有竞争性的私有企业制度能够确保欧洲政治和经济安全，是应对共产主义威胁和阻止它泛滥的最好方式”[31]。这些商业、企业利益团体和一些大公司的代表还多次发表演讲，大谈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告诉美国人：“经济困扰无论出现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是暴力政治的滋生地”。“如果想要美国保持经济繁荣，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那么“正常的国际贸易和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必要的”[32]。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菲利普·里德(Philip D. Reed)在演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欧洲复兴“对保障美国安全和维护美国繁荣至关重要”， 因为“在一半富裕而另一半贫困的世界里，国际贸易不但无法增长，而且还可能导致另一场可怕的经济萧条，从而损害到美国人民的利益” [33]。除了这些商业、企业利益团体外，美国劳工利益团体也纷纷表示支持欧洲复兴计划。在它们看来，对欧援助是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多次在公共媒体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欧洲复兴计划。[34]该组织在公报中强调，欧洲经济如果能够复兴，将会提高欧洲人民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自治权利”，促进民主自由的传播，维护世界和平和美国安全。[35]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在《纽约时报》刊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宣称欧洲复兴计划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36]。
    除了开展公共关系运动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外，美国国务院和政府其他部门的许多重要官员还在国会听证会发表言论，力陈对欧援助的必要性。美国商务部长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指出：美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需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弥补，不推动欧洲经济复兴，美国将失去广大的海外市场。[37] 美国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也认为，如果西欧能够重新出现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将会为美国资本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场所”[38]。国防部长詹姆斯·弗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则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阐述了欧洲复兴计划在平衡权力上的作用，他断言：“如果西欧被一个敌对国家控制，其巨大的工业和人力资源将被用来增强对方的优势，那么美国将会陷入孤立”， 因此，复兴欧洲的目标就是“通过构建政治、经济和社会平衡，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39]。
    一些美国利益团体和大公司的代表也在听证会上为欧洲复兴计划辩护，有力地批驳了各种反对意见。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菲利普·里德辩解道，如果欧洲经济持续恶化，美国同欧洲地区的贸易则会急遽减少，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要因此受到影响。[40] 劳工联合会主席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在听证会上反驳了塔夫脱等人的批评，他强调：“如果美国对目前欧洲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漠不关心，一旦某个集权主义取得优势，那么欧洲将会处于专制国家的包围中，这将对美国的自由制度构成极大的威胁。”[41]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菲利普·默莱(Philip Murray)提醒道：“必须记住，美国花了三千亿美元打了一场没有成功把握的战争，马歇尔计划是用三千亿美元的十分之一来防止另一场战争。为和平花一毛钱，总比为战争花一元钱来得合算。”[42]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也明确表示，给欧洲国家充足的援助是“确保民主力量扩大的一个重要力量，美国是民主世界的兵工厂”[43]。显然在他们看来，欧洲复兴计划非但不会损害美国国内民主，而是维护美国自由和安全的重要途径。
    美国是一个主要依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国家认同的国家，在美国人心中，美国的建立和存续不是依靠族群特性和文化，而是依赖自由的理念。如果自由的理念受到了威胁，就足以对这个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44] 正是出于这点考虑，杜鲁门政府和利益团体在为欧洲复兴计划辩护时，并不刻意强调欧洲实际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是突出“自由”遇到威胁，面对这种“自由的危机”，对欧洲进行援助既符合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又符合美国捍卫自由的意识形态利益。实际上，这种“自由的危机”并不完全是当时国际形势的客观反映，仅仅是以他们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面的需求为基础建构的危机话语，目的是借助“捍卫自由”这一道德理念来论证其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合法性。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存在强烈自由情结的国家来说，这种危机话语起到了重要的政治动员和辩护功能。这样，杜鲁门政府和利益团体通过发表声明、公开演讲制造社会舆论、在国会作证等多种方式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给国会内外的反对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当国会辩论在1948年3月31日结束后，参众两院在一片反对苏联威胁欧洲的鼓噪声中，以69票对17票和329票对74票通过了《1948年经济合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