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老也并不否认中国历代专制皇权对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和对自由精神的摧残。 然而，他深知，被锁链系缚着的正是反抗的奴隶；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 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那些充当皇帝的奴仆的学者之外，还有 许多不肯服从皇帝的命令的学者。因此，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他除了努力发掘中国 历史上的“异端”思想以外，特别重视揭示16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学者反对专制蒙昧、 争取自由权利的心路历程。他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或《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正是先进的中国学者争取自由的心路历程之写照。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1959～1962年 极“左”思潮盛行之时，他却着力于研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寻索其在“笔墨之外 ”的“有讥有托”的曲意。在《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一书中，他表彰汤显祖“对于黑暗 现实的抗议”，表彰敢于仗义直言、敢于为民请命的豪杰之士，揭露皇权官僚专制主义 的制度性的腐败，谴责假道学“对于黑暗世界装上了鲜丽的花朵，而其本质却使世界历 史的发展格而不通”；与此同时，又讲到了“大儒大侠惟患天下人有生而无食”，讲到 了“免除贫困和欺压的人权思想”等等。对于汤显祖的研究，既表现了侯外老的独立人 格和批判精神，寄托着他情之所钟的自由理想，同时也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新的有 力证据。“早期启蒙说”证明，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 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做“天生的 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合的研究，通过把16～19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放到世界 历史的总范围内来加以考察，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
    在侯外老提出“早期启蒙说”以前，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中，普遍主义与 特殊主义两种倾向呈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之势。梁启超、胡适之的论学思路，明显地倾 向于普遍主义，即都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类的官能心理是相通 的，故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产生出大致相同的思潮和思想学派。所以他们都把 清代学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拟。与此不同，钱穆先生的思路则是特殊主义 的，他强调中国自有中国道理，与西方截然不同，尤其痛恶“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 ，强调学者当以“得君行道”为职志；因此，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只能按传统学 术的思路讲，诸如程朱派与陆王派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等等，目的是“唱风教，崇师 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
    这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分歧，实际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争论在中国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表现：从16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皆以强调各 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发展进化的一般规律为特征，从意大利学者维科到法国的百科全书派 ，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塞，全都持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而19世 纪后期产生的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鲍厄斯学派，则强调各民族文化 的多元性，否认进化发展和一般规律。这场争论至今也没有完结。
    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对各民族社会 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的认识的基础上，把思想文化进步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对文化的 多元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是侯外庐先生的一大理论贡献。
    侯外老是在首先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史以后再来研究近世社会及其思想学 说史的。他发现，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虽然是希腊、罗马、日耳曼和中国社会发展 遵循的普遍规律，但进入文明的具体途径却有不同，因而有“古典的古代”、“日耳曼 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区别。“古典的古代”遵循的是由家族到私有制到国家 的途径，氏族制的枷锁被彻底摧毁；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则遵循的是由家族到国家、 “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途径，是在保留氏族公社的基础上进入文明的，“死的抓住 活的”，古代文明的形成长期处于难产状态之中。“其思想发展的特征是由畴官世学而 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由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而开创私学的孔墨显学，由孔墨之学而百 家并鸣之学，以至古代思想的没落。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对应于希 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注：侯外 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6、259～260页。）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这种“死的抓住活的”的情形，影响到汉代以后的中古社 会，更影响到了中国的近代。侯外老认为，16世纪以来的中国，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 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关键在于旧 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 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资本主义要排斥身份性的人格依附， 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附；商业有多大的分解作用，首先是依 存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还在束缚着活 的--这就是16、17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化的实际情形。这种情形反映在思想上，就表 现为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旧的传统的束缚。
    侯外老晚年反复致意：“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 历史前进的巨大惰力。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也是我们应当认识的国情。”（注：侯外 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6、259～260页。）在侯外老看来，如果说 中国有什么“特殊国情”的话，就在于旧的传统的势力太过强大，而这恰恰又是根源于 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及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坚固 性强有力地抵御着商品经济对它的分解作用。“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如此紧密相 关！侯外老积一生之追求和思考所凝结成的这一深刻思想，值得我们反复咀嚼、认真记 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