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基廷政府(1991-1995)执政期间，在其前任探索、调整的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加快了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步伐，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政策，在经济、政治与外交转向的同时，对亚洲语言文化与移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种语言文化与移民政策的调整，并不仅仅是出于发展经济贸易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一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英国血缘文化为豪的传统种族文化观在进一步嬗变的深层次反映。
    二战以来，随着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形成，移民政策的逐渐放宽，澳大利亚逐步演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然而，建立在英国文化和英国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种族文化观在澳洲长期占主导地位。战后，九成以上的澳洲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与居尔特人的后裔，他们以英国人自居，跟着英国放假，吃英国食物，把孩子送到英伦三岛接受教育。前总理孟席斯就多次公开宣称：“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和英国的关系是血缘关系”，这一关系“要维持五百年”。①可是，1991年底执政的总理基廷在上台后仅四个月就在悉尼召开的亚澳学会演说中地指出：如果我们死抱着历史上与英国传统关系及其价值观念不放，“那将会削弱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经济前途，和我们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未来”，因而必须对传统的英国文化进行重新思考。②尽管有很多困难，基廷还是强调“文化变革，新的思考方法和从事工作的新途径”。③他说：“我们未来所要完成的任务都集中在发展我们和亚洲与太平洋的关系”方面。④而推广亚洲语言文化教育和进一步吸纳亚洲移民，集中体现了基廷的文化价值观变革和面向亚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深化。
    亚洲语言文化政策的调整
    基廷执政时期，大力推广多元文化政策，试图在语言文化和价值观上深入了解和接近亚洲，并做了广泛的努力。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经济贸易重点转向亚洲，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推行多元语言教育，特别是亚洲语言教育，而在亚洲语言教育中，中文教育又占重要的地位，政府相应投入大量资金，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建立研究与管理机构。1987年的一项专门研究报告首次提出有必要形成一整套国家语言政策，并建议第二语言教学要有重点的发展。该报告以国际关系、社会需要等要素作为标准，选择了阿拉伯文、中文、法文、德文、希腊文、印尼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作为澳洲全国重点第二语言(按字母顺序排列)，其中亚洲语言占了4种。澳大利亚政府采纳了报告提出的建议，于1991年正式颁布《澳大利亚语言政策》，除上述9种语言外，另外增加了土著文、朝鲜文、俄文、泰文、越南文5种。⑤语言政策规定每州要从上述14种语言中至少选出8种作为州教育的重点语言。该政策颁布后，事实上每州选择的主要语言均有中文，这就为亚洲语言中最重要的语言之一的中文教育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⑥1969年澳大利亚仅有429名学生学习中文，到1995年已有13000多名中小学生学习中文；1969年仅有4所高校教授中文，1995年已达28所。⑦
    1992年澳大利亚基廷政府又将学习亚洲语言提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并制定了具体对策与计划。1992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COAG)讨论了“精通亚洲语言和了解亚洲社会对促进澳在亚太地区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理事会公报提出：“理事会同意集中力量去加强澳大利亚出口文化的发展并保证对国家贸易战略保护下的特别出口战略，尤其是在有关澳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关系方面提供最广泛可能的支持”。⑧理事会在讨论了“澳大利亚对亚洲语言、文化的理解对促进在亚太经济利益的关系”后，形成了三点共识：第一，“如澳大利亚要实现在亚太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必须通过教育制度增进对亚洲语言与文化重要性的全面理解”。第二，“一致认为亚洲语言的发展是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事情，需要在国家高度上给予迫切和高度注意”。第三，“一致同意建立高层次工作组，在1993年之前准备一份政府理事会报告，报告将总结联邦和各州目前在实施亚洲语言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努力，并形成10年后在澳洲中小学(和相关的技术学校TAFES)实施全面的亚洲语言与文化计划的战略架构”。⑨报告的重点体现在“将澳大利亚中小学的亚洲语言和补充的亚洲文化教育作为促进澳大利亚在东亚经济利益的工具”，特别是将亚洲语言作为“出口文化”提出，显示了亚洲文化对澳大利亚经贸发展的密切关系与重要作用。⑩
    报告对1991年联邦全国语言和文学政策白皮书进行了分析与修订，根据外交与贸易部东亚分析部工作组关于到2012年澳大利亚最大的12个出口市场的变化预测分析，认为日、中、韩、新、印尼将成为21世纪五个最大出口市场，提出将日语、汉语、印尼语和朝语作为学习第二外语的“重点亚洲语言”。(11)同时认为，1991年联邦白皮书提出的“到2000年全国12年级学生学习第二外语的人数将增加到25%的比例”指标有很多困难，建议将25%的目标期从2000年延至2006年，确定了“学习重点亚洲语言12年级学生人数从目前(1992年)的4%上升到15%的国家目标，并提出“在目标期内，10年级学生学习重点亚洲语言的人数要达到60%”。另外，工作组还建议对中小学扩大学习亚洲语言的利益指标进行测算，将学习亚洲语言的学生年龄降低到3年级，并制定了培训师资、奖励学生、课程设置、政府和个人资助等具体条款，有力地推动亚洲语言文化的推广，使学习亚洲重点语言学生人数逐年上升”。(12)在基廷就任总理的1991年，澳大利亚12年级学生学习最热门的10种外语中，亚洲语言仅占4种，汉语排名第五，而在1994、1995和1996年，亚洲语言已有5种，占据了第二外语的半壁江山，而亚洲语言也一跃成为12岁年级的首选外语(日语)，汉语也上升为第三或第四位，并在以后逐年上升(参见表1)。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鼓励那些承认语言差异和民族差异的文化措施与组织措施，国家对包括亚裔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公共电台等传播媒体给予津贴，特殊广播服务用60种语言广播，(13)“使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不会受语言、文化或政治态度等障碍的影响”。(14)1992年7月1日，悉尼市政厅投资330万澳元装修的澳洲最大的华人图书馆——悉尼华埠图书馆正式开馆，馆中拥有15000多种中文书籍，20多种中文杂志和12种中文报纸，并藏有5000余种其他亚洲语言图书，收藏量在新南威尔士州名列第一。(15)
    20世纪90年代初基廷执政以来，亚洲语言文化教育在澳大利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亚洲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除日本经济仍在世界经济上占重要地位外，以说中文、韩文、印尼文、泰文为背景的国家和地区，诸如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经济都呈迅速增长的趋势。澳洲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都认识到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性。而推广学习亚洲语言有利于促进澳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正如迪金大学学者罗萨利恩·司密斯所说：“文化关系能使追求政治和经济目标之路得以顺利通过，它是一种形象工程，能促进不同国家间人民的相互理解”。(16)澳洲政府和社会所产生的共识是：澳洲经济振兴有赖于加强同亚洲经济的合作，融入亚洲市场。推广学习亚洲语言成为基廷政府面向亚洲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经贸合作和语言文化交流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在制定《澳洲语言政策》时，就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二是80年代以来大量亚裔移民入澳，其中说日文、中文、韩文、印尼文、越文者占很大比例，给亚洲语言教育带来强大活力。据澳大利亚移民局统计。1992年，亚裔移民已占全澳当年移民总数的44%。(17)截至1993年6月亚裔移民占澳1750万人口的4.4%，(18)其中仅说中文背景的移民约40万，在澳洲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亚裔移民增多，使亚裔社团、亚洲语言学校数目和人数随之激增，同时促进了正规学校中亚洲语言课程的开设和质量的提高。三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大力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亚洲语言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第二语言教育的重要语种。多元文化政策的基本内涵是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政治上承认各民族地位平等，经济机会均等，各优秀文化应保存发扬、交流融合，使臻于丰富多彩。(19)在多元文化政策促进下，亚洲语言教育才能在澳洲正规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随着澳亚关系的发展得以繁荣，成为澳洲语言政策规定的重要内容。同时，澳洲语言和多元文化教育咨询理事会、国家语言研究所和亚洲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成立，亦为亚洲语言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