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认识中的理性主义原则
    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内核是理性。历史认识中的理性主义原则是他的史学思想的逻辑起 点。历史认识中的理性原则，是伏尔泰在历史研究中形成的一个观念，其核心是历史研 究应当以发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理性为宗旨。在他看来，历史的进步就是理性的发 达过程，“人类理性初开时，人们膜拜认为是凌驾于普通能力之上的某种力量……人类 理性发达时，人们膜拜万物之主……对于这一重要历史事实，我们不必害怕强调得太过 分。”[1]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观察上的。他在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了这一观 念。他认为，历史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理性的化身，“制定了明确的法律，……保护艺术 ，废除迷信，和具有通达明理的精神”这才是有健全理性的国王；[2]他看到历史上人 们曾经“执意支持那些最压抑人类思想、最扼杀理性精神的意见”[1]、历史上出现的 宗教纷争“简直是人类理性的耻辱”；[3]然而他同样也确信，人类固有的朴素的理性 ，会驳斥迷信的宗教教义。[1]另一方面，伏尔泰也发现，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运用 理性战胜宗教迷信和狂妄的过程。他说：“长期以来，我们由于无知而又轻信，一直指 责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乃至伊斯兰人是偶像崇拜者，……在那个时代，我们像中国 人一样，自以为是唯一有理性的人，而把别的人不当做人来看待。理性总是娜娜来迟。 ”[1]
    历史的理性也体现在写历史的目的上，他说：历史是写给“真正想求知的人”的，好 处“在于一个政治家或公民可以借以比较外国的和本国的法律、风俗和道德。这可以激 起现代国家在工艺、商业和农业方面互相赶超。过去的大错误在一切领域中都是有用的 。……可以防止重蹈复覆辙。”[4]
    伏尔泰的历史理性主义原则，实质上是启蒙理性在历史认识中的体现。启蒙运动时期 的“理性”具有不同的属性。首先，他是对迷信的宗教信仰的反叛，如狄德罗所说：“ 一切属于天启范畴的东西都必然要超越我们的见解、我们的偏见和我们的兴趣，并有权 要求我们心灵的完全赞同。但是，我们的理性对信仰的这种顺从不能有违人类知识的限 度，也不会动摇理性的基础；客观存在也允许我们在各种感官的功能范围内运用它们。 如果我们不通过这些界限，来仔细地区分信仰和理性的不同范畴，理性就会在宗教中无 处立足，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权利来嘲笑我们在世界大多数宗教中所见到的那种夸张的见 解和奢华的仪式了。谁还看不出，这将为极端的宗教狂热和最荒谬的迷信打开大门呢？ 按照这样的原则，就没有什么荒唐的事是不可能的了。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人 类在宗教这个领域中就会显得是最不讲理性的。”[5]第二，它可以指意为获取常识惑 真知（如用合理性这个术语表示的那样）的途径，如实验和观察的方式或逻辑上有效的论 证，就像数学中的论证那样。[6]第三，它可以指意为强加于不羁的大自然的秩序。第 四，是一种怀疑或批判精神。康德认为“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 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 但它并不是单凭本能而自行活动的，而是需要有探讨、有训练、有教导，才能够逐步地 从一个认识阶段前进到另一个阶段。”因此，“理性”已成为启蒙时代的精神特征的总 结和概括。“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状态就 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 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 自己的了，Sapere aude!（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 号。”[7]从经典作家的阐释，它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 是知识的结晶，是能正确地反映了事物本质的知识，而非靠神启或宗教现存的迷信知识 。另一方面，它更是体现为是人类的能动的认识能力，人们运用它就能判断，避免盲从 ，即可达到揭示事物本质和真理。
    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个启蒙运动中，“理性”常常与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关键词“自然 ”紧密相连。[8]它是启蒙思想中自然神学的基础。自然神学取代基督教《圣经》的《 启示录》而作为主要的宗教证据。哲学家约翰·洛克声称“自然的作品处处都在充分证 明一个神”，如果能够从上帝的创造物知晓上帝，那么证明上帝的存在就无须《圣经》 了。
    但是不管在这些含义中的何一种意义上，“理性”都是与信仰和迷信对立，是知识和 生活实践的指南。伏尔泰正是在这些方面发展了理性，并抱着这样的思想观念去研究历 史，因而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内含了一个重要的史学思想：历史理性。
    二、历史理性
    何为历史理性？启蒙史家一般都将历史追溯到基督教圣经前的人类活动，根据伏尔泰的 历史理性原则，人类活动的特征是非宗教和非迷信的。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精神活 动，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丰富的精神遗产就是他们的历史的真实反映。而古代民族的精神 活动在我们看来总是与宗教和迷信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伏尔泰在他的历史研究中，要 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古代各民族的宗教问题，这关系到他的历史理性的基本出发点。如 果古代的历史是确实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迷信，如果他们的精神活动是充塞着迷信的 话，那么伏尔泰的整个历史理论中就不会有古代的历史。也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 提出了历史理性即是一种“人类智慧的自然演进过程”[1]“或由自然状态一步步奔向 文明的过程”的观念[1]。而这一历史过程被伏尔泰描述在理性与迷信的一对矛盾中才 能显现出来。或者换句话说，历史的内容之所以是理性，就是任何被我们所确认的历史 事实必然代表着人类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如果是宗教迷信，则就是非历史的。理性是 没有迷信和宗教的，即使有宗教，也是自然宗教。
    （一）只要是我们所确认的历史，都是有理性的
    进入文明时期的最早的人类活动，作为历史真实事迹和文献，被我们所知的最显著特 征就是“宗教活动”，它反映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状态。在伏尔泰看来，人类社 会早期的生活所普遍表现出来的泛神崇拜，就是一种理性，因为它尊崇的自然的观念， 是人类的一种朴素的知识。因此，古代历史是真正的历史。他说：“人类理性初开时， 人们膜拜力量--太阳；人类理性发达时，尽管有各种谬误，人们膜拜万物之主……上 帝；一切开化民族，从印度到欧洲各地，尽管若干哲学派别意见相左，一般都相信来世 转生。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必害怕强调得过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