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您的学术精神对我们晚辈学者来说有一种鼓舞和昭示的作用，我们很想了解您的 治学经历，尤其是，在您学习的过程中，是否曾受到一些前辈的特别的影响，对形成您 自己的学术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家和：我小时候先上私塾读了几年旧书，然后才上小学，上了不到三年，抗战爆发，接 着就逃难，上学校读书断断续续，但我从老先生读旧书一直没有中断。当时的老先生讲 古文，对于一些关键性的字，常会讲它是怎么来的，写出它的篆体，说出它的古音，逐 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稍微读了一点书，就问先生这些是怎么学 来的，先生说首先要读《说文解字》，以后讲字，有时就会打开《说文》指着书给我讲 。这是我接触《说文》的开始。先生不仅善于讲书解字，而且善于教学生读书写文。先 是教学生按照一定的音调朗诵、背诵古文，等到你对一篇新文章也能够自己朗诵出一点 味道的时候，他就开始要你作文了。教的方法也很有趣，每次他都从一部书里选一段短 文（开始才一二百字，以后逐渐加长一些），先朗读一篇，解说大意，再朗诵一遍。接着 就开始让我们依样画葫芦，凡是已经背得的，可以照原文默写出来；记不得的，就自己 “狗尾续貂”，用自己的可怜的文言文补上。为了自己的“续貂”不至于太难堪，我们 再朗读古文时，就一边朗读，一边揣摩人家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就这样，读书和作文结 合得比较紧密，作古文的水平上得也比较快而且自然。我也就对读古书有了深厚的兴趣 。上了高中，抗战也胜利了。这时我对中国国学有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在我的头脑里 ，没有什么文史哲的区别，凡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对这方面的书，我都很爱读。当时 床头案边常放着《国语》、《春秋三传》（世界书局所编三卷本宋元人注“四书五经” 里的一本）、《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书，不时浏览。快上大学了，原来和 我在一起读古文的一位学长正在无锡国专读书，他劝我也上国专。我到无锡国专去看， 觉得是治国学的好地方；不过上了高中以后思想有些变化，又觉得那里太传统了一点。 国专的另一位学长告诉我，荣家在无锡兴办江南大学，请了钱穆先生，劝我去跟钱先生 学，有需要时也可以到国专去向老一辈先生请教。接着我就到江南大学去学历史。在那 里，从钱先生学了中国通史及秦汉史，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根据他的指导，我读了他的 《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读了《系年》，我知道了要治先秦史及诸子，不能不作考证，而作考证就不能不知清人 研究成果，而梁先生的《学术史》则恰好告诉了我接近清代学术的门径。就这样，以后 我在治中国古史时始终不敢忘记考证之学，一直不能忘情于清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又从 唐君毅先生学了哲学概论和伦理学，这引起了我对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的浓厚兴趣；尤其 唐先生很喜爱讲黑格尔，使我从最初的难以理解到后来的欲罢不能，见到黑格尔的书， 只要有时间，看不懂也肯硬着头皮看下去，多年来一直如此。唐先生还有一句话使我难 忘：要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当时正好是牟宗三先生讲逻辑学 ，我听了也非常有兴趣，从此养成了长期在研究中遇到逻辑问题的时候总必须找逻辑书 查清才罢手的习惯。又从冯振先生学了文字学，冯先生上课实际是讲《说文解字》，我 自幼养成的喜爱文字训诂之学的兴趣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冯先生的课并没有把《说文》 讲完，但是他让我知道了清儒（尤其是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 丰富成果。因而几十年来，我和《说文》、《尔雅》等书结了不解之缘，如非在特殊情 况下，读古书遇到问题，不查阅这些书籍，心里就总过不去；而在看古书的时候，如果 手边没有段、王的书作参考，那也就总是放心不下。在我几十年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好 多位好的老师，例如我学外文就遇到过几位非常好又非常令人难忘的老师。可惜今天不 是来让我专门谈老师，所以很多恩师这里都未提及。以上所谈的几位老师都是在我茅塞 要开未开之际，适逢其会地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影响；他们只教了我一至二年，可是我从 他们那里得到的却是对于这些学科的终生学习的浓烈愿望。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因此 ，特别地说到了上述的几位老师。同时要说明的是，我提到这几位老师，并非说我能继 承他们的学术、够作他们的入室弟子，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治学道路上给予了我终身的 影响。
    在江南大学读了两年，因史地系停办，我转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又转到北京辅仁 大学历史系读到毕业。大学毕业，适逢院系调整，我被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 按照我的主观愿望，当然是想研究中国史。但因为工作需要，只能从事世界史专业，而 且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业，我心里知道这很难，但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研究世界古 代史，是从希腊开始的。为什么从希腊开始呢？因为希腊的思想文化非常丰富，还可以 和中国的思想如诸子比较。那时是在读侯外庐先生的著作中受到启发，我也认为，研究 思想史，应先从社会经济史入手，于是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巴达的黑劳士问题上。随 后有两年到东北师大从苏联专家进修世界古代史的机会，那等于上了一次研究生班，写 了一篇《论黑劳士制度》（后来发表的只是论文主体部分）通过答辩毕业。它可算是我这 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而这个问题也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有关（发表时把有关比较的部分 全删去了）。我明白，要研究希腊史就要懂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在 这一阶段我曾试图自学希腊文，但因没有老师解惑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作了不到一学期 就知难而退了。从东北进修回来，我发现，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也有十分悠久的 文明传统，国内有大量汉译佛经可以作为研究资料。我首先从研究佛经目录开始，也还 是从社会经济史入手，写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 。当时，我尽可能的找一些英文书来对，还想学梵文，但是这时社会条件已不允许了，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等文革后期闲下来，我就开始自学梵文，但重走学习希腊文的老路 ，难以继续下去。这就到了文革结束。
    对中国史，我是一直不能忘情，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放下。其实，我研究世界史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研究中国史的方法中移植过来的。治中国史，必从史料入手，要 懂目录学和文字训诂之学。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作世界古代史教学 工作，少不了要看一些英文和俄文世界史教科书（五十年代尤其是俄文书），可是当我看 到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就发现西方史家治史也是讲目录之学和文字训诂之学， 要弄懂原始材料，要搞清学术发展脉络的。对于我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两张皮 ，互相扯着，而是相通的。当时，我经常去逛旧书店，主要是扩大中国史目录方面的知 识。对文字训诂之学，我也一直没有放下，刚一工作，虽说是要研究世界史，但我首先 买了《四书五经》、《十三经注疏》、《尔雅》等等。文革后，白先生要我到史学所工 作，就又正式研究中国史，主要是先秦史。当我做世界史的研究工作时，无论从方法上 还是内容上，我都在为作比较研究做准备，选取希腊和印度古代史，就是想构成比较的 点。这使我近年来能作一些比较研究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