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您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您在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时，对司马迁大量收载刻 石纪功文字产生疑问，因为司马迁并不喜欢记载诏令表章，在《高祖本纪》里就一篇诏 令也没有。后来您才明白，他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述他对秦始皇历史功业的正面看法。他 又引用侯生、尉缭等人的话，表明他对秦始皇之为人的一种反面看法。以如此之人作出 如此业绩，正是太史公对秦始皇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的如实的（揭示矛盾的）表述。这 样的读法是在和司马迁展开对话吧？
    刘家和：是这样。我总觉得自己很笨，别人很快就懂了，可我就是觉得不懂。不懂就要问 ，古人早已不在，只能问他们的书。怎样问？就是反复质疑、推敲，得出恰当答案而后 已。
    我很希望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里能出史学大家。怎样才能成为大家？我没有资格来告 诉你们，不过《孟子·告子上》的这样一段话对我们大家都可能有用：“羿之教人射， 必志于彀（把弓挽满之义），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箭无论是否能射准，弓却要拉满，弓都拉不满，还瞎比画什么。要在青年学者中出大家 ，就要让他把基本功打扎实了；不重视这一点而拼命要他出成果，恐怕就是孟子所说的 “揠苗助长”了。
    孟子告诉了我们治学的方法：一开始就要有一种高标准：“志于彀”。同样，孔子主 张“先难后获”。这看起来好象也是很笨的方法，不过这种笨的方法其实是最有效率的 方法。有一种相当流行的幻想，以为马虎地读书可以提高速度，其结果是没有真懂，似 懂非懂就永远真快不了。另一种方法是，开始不求快，但求真明白，以后自然地越走越 快，而且是有效率地真快。比如看《资治通鉴》，一开始就以一天若干卷的速度快看， 结果许多文字都未看明白，人物事件关系也未看清，这样越到后来就越看不快，且看不 懂。相反，如果开始就不求快，下扎实工夫，前面基础实在，到后来就越走越快，而且 这是真快，高效率地快。现在我们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能够感觉到，他一边看《 通鉴》，一边思如泉涌，读和写的速度都不会低；可是这一定是在坚实基础上的快，而 非马虎的快所能达到万一的。如果马虎地读，那么大概就只能从《通鉴》里找些材料编 些什么，就谈不上研究了。这样的两种读法就是两种进路，也是两种效率。又如我们看 《刘申叔先生遗书》，会谅讶这位36岁就去世了的学者竟然读了那么多的书，而且读得 很深，他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只能是，他靠高效率延长了他的相对时间；有的人 活到72岁还没有他36岁读过的书多，不是因为绝对时间比他短，而是相对时间远远没有 他长。我们讲治学方法，想作出高水平的成就，不能靠延长绝对时间，只能靠提高速度 来延长相对时间，而速度又只能靠提高实效来提高。
    江湄：您的治学方法作为一种进入历史文化的路径，似乎是更强调内在的理解，这对于 作为晚辈学者的我们来说，是特别有启发也特别必要的。我们经常感到对自己历史文化 的深入体贴和理解是很不够的。80年代以来出版的“海外中国学丛书”在学界较有影响 ，一些外国学者观察中国历史文化的视角的确比较有穿透力，能够提炼出关于中国历史 与思想的相当关键的问题，但其中一些却是简单地从某一种理论视角出发，从外部进行 一种宏观的分析和批判，尽管新颖独特，但总有不到位之感，因而也缺乏真正的说服力 。无庸讳言，这种“外国人看中国历史”的思路对一些年青学人是有影响的，这包括我 们自己在内。但是，我们又的确感到，这样的思路有其严重的缺陷。近年来，可以看到 一些近代“非主流”史家的作品，如钱穆、蒙文通等，感觉到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 解和体会是很深切的，因而对他们的文化精神以及史学思想也更加同情和赞许。对自己 的历史文化如果缺乏内在深入的理解和把握，那么，我们与自己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的 精神联系也会被割断，比如，我们常常轻率地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是把自己 的历史完全当成身外之物，然后按照某种标准加以去取，这样的话，所谓“民族意识” 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知这一想法是否正确？愿您有所指教。
    刘家和：你们说得很准确，我的确更强调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但不是否定对历史的客观 的分析。当然，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下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的涵义。所谓的对于历史的内 在理解，第一层意思是，在阅读历史著作时，要透过著作理解作者的思想和精神；第二 层意思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历史的时代精神。如果缺乏这两种理解，那么我们 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只能是支离破碎的或皮相的。现代的人能够对于已成过去的历史有内 在的理解吗？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是现实生活的渊源，和我们的文化生命有着内在的联 系，本国的历史文化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也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活体来理解或体验。 那么，为什么又必须有对于历史的客观分析？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历史又是我们研究的 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当然应该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 对象加以认真的分析或解剖。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二者之间实际也存在一种 张力，它们的方法和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又能互相促进。
    江湄：但怎样把这样的意愿落实到工作里呢？
    刘家和：我想，这就是既作好对于历史的内在的理解，又作好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并 且使二者互相促进，形成张力。具体地说，如果没有对一部重要的史书或其他文献有一 个通体的了解与理解，只是凭借索引之类的工具搜集材料（这样就没有看到材料之间的 内在联系，从而往往是片面的断章取义），就用某种理论或方法加以分析、整合，写成 作品，那么就好象把前代历史著作看成已死的猪、狗、牛、羊，任意从它们的身体上割 取这些或那些肉，然后用某种方法加以烩炒，作成一盘菜肴。换一个人来还可以照这种 方法割取另外一些肉做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盘杂烩。这样就很难说是严肃的史学著作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十分需要强调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从而形成对于历史的通识； 没有通识，是谈不上史学的撰述的。可是，重视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也不能是凭某种 直觉而发生的领悟或体验。要达到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首先必须弄清有关材料的文字 训诂，确切把握文献的涵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逻辑的分析，弄清文献所述内容的内 在理路。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客观的分析，没有这种分析，所谓的内在理解就没有了可 靠的基础。因此，需要的是二者的相辅相成与相得益彰。
    江湄：您做中外比较研究，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都非常熟悉，那么，在具体 的历史论证方法上，您受益最大的是什么？
    刘家和：谈不上熟悉，略有常识而已。我觉得，自己获益于西方学术最大的是逻辑的分析 和论证方法。我们中国人习惯怎样论证问题呢？中国人习惯历史的论证：你说一个道理 ，要拿出证据来，关键是举出事实例子来，所谓无征不信。先秦诸子不都是拿证据说话 吗？通过故事讲道理，当然这里面有逻辑，但主要是拿故事做论证，以为“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但希腊人留下的传统不是这样的，希腊哲学家认为历史的 证据是不能证明永恒的真理的，因为它昨天是这样的，今天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必须 做逻辑的论证。然而中国传统以为，真理不能从静态中把握而只能在动态中把握，所以 最好的论证就是历史的论证。这不是两种思路吗？应该说这两种思路各有所长，具体情 况今天不可能细说。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必须学习西方学术传统里的逻 辑的自觉性。只有学人之所长，才能补己之所短；从而才有可能把经过取长补短的中国 文化贡献于全人类。
    谢谢你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访问我，而我所谈的都是一管之见，为是为非，就要请 你们以及大家来批评指正了。
    江湄：您在谈话中所强调的，我们感到，皆是您在治学中深有体会之处，值得我们认真 记取。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