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人口问题研究，确实难度很大，那篇论文以夏商考古学材料、甲骨金文提供的人 口学信息资料，又利用考古体质人类学及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参以文献记载的考 辨，去伪存真，在方法论上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对夏商邑聚集约人口合理密度指数、 早期社会人口清查统计特色、人口的分布移动、人口流动变化性质作了论述，分层探讨 了夏商王邑、方国邑、臣属诸侯邑及一般村落的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口构成等关涉人口总 体量方面诸问题，如其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性别年龄组比、经济抚养比系数、 社会人口平均寿命、儿童死亡比率等一系列夏商人口学要素，首次作了定量定性分析。 宏观夏商人口总体量，夏初约为240-270万人，商初约为400-450万人，晚商约为780 万人，人口平均年自然增长率约为1‰-1.2‰，儿童死亡率高达30%左右，女性寿命普 遍较男性为低，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调现象较为明显。论文指出夏商王邑经济发达地区的 居民寿命，又较经济不发达地区显得高些，夏商人口增长变化曲线呈台阶式递升特点， 夏末商初与晚商是人口增长曲线的两个波峰。夏商人口的增殖，虽属自然现象，但社会 因素的制约作用却不容低估。我提出夏商人口再生产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 率的“两高一低”类型的论断。很荣幸此文被评为“填补空白的研究上的突破”。全文 被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月刊》（1991年第10期），又分别介绍于《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中国历史学年鉴（19 92）》、《先秦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考古》（ 1995年第4期）。
    我感到只要是有创见的论著，总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如您与胡庆钧、彭邦炯 等合著《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与王宇信、杨升南等合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 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与施治生、郭方等合著《古代国家民主与共和制度》，获中国社 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与王宇信、杨升南、常玉芝等合著《甲骨学一百 年》，学界誉为“甲骨学殷商史里程碑著作”。我注意到您不少有创见的论著，与您会 通多学科研究、特别对甲骨学、考古学的融会贯通是分不开的。请您对这方面略作一些 介绍。
    甲骨学、考古学对研究上古史无疑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我在研究中除了会通多学科， 就是经常将它们作为必要的工具，并进行科学的辨析。我曾先后考释出牵、住、寤、、昼、截、九十合书正形等一批甲骨文字，并将之纳入一定的历史范畴，挖掘其史料 的价值，避免单纯的以字说字。如通过甲骨文的考订，揭出殷代置揆日定方向 和立杆测影度时辰的重要史料。通过殷代祭“出日”、“入日”的推定，否定了所谓殷 人每天要祭日出、日落的说法，指出“出日”、“入日”有天象的标准，与后世“春分 朝日、秋分夕月”有渊源关系。这种祭祀是建立在观察太阳的视运动基础上的，具有古 天文历法学上的意义，反映了当时已对四季及分至有了初步的认识。
    关于考古学方面，如殷墟王陵区武官大墓的性质和年代，学界有过份依赖器形序列排 队的机械倾向，忽视对当时礼制、政治制度的考察，没有重视对古代社会人际间关系的 重建，故作文阐述，并提出甲骨文中有三组干族的材料，均属廪辛、康丁时代，恰与武 官大墓一组铜器铭文的材料相印证，可以证明该大墓属于廪辛时代，可能为祖庚元配即 廪辛生母母己之墓。又如在对于古代市制考察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市”的发展进 程，是与城市规划制度的形成和变革相同步的，“市”也是衡量城市功能结构的一大标 志，自先秦至隋唐，“市”的基本特色表现为“集中市制”，大体经历了商周时期的“ 前朝后市”制，春秋至秦汉时代的“一城多市”制，北魏至隋唐的“宫北市南”制三个 演变发展阶段，两宋市场杂处，“集中市制”松弛瓦解；元明以降，“前朝后市”复行 ，自有其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
    听说您现在主持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商代史》规模相当宏大，能否谈谈其情况及学 术价值？
    我现正主持的国家“十五”科研项目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断代史著《商代 史》，是10卷本的著述。该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可以这样理解：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商代则在中华古文明史上具有 特殊地位，“商代史”属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一环，是世界这一至今未尝失落的古 文明的早期阶段，商朝制度又下启中国古代文化制度演进的先河，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 研究具有典型意义，还有助于深入领会中国社会传统文化要素，及加深对其演变的具体 内涵的认识。但如此重要的“商代史”，因文献的不足及真伪莫定等种种原因，在断代 专史的撰述方面却相当滞后，长期属于空白。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界“伪经疑 古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都是走了许多冤枉路”（饶宗颐语），以文献为主的 中国上古史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曾一度人为造成了周代以前无古史的误解，《商代史》 的重建，对于“四顾茫然”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也就变得格外重要，成为学界翘首以待 的历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学术现状看，百年来甲骨文的出土与研究，商文化考古 的一系列发现，地下文物提供的新知，已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观，重建工程的条件已经成 熟，名副其实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如再不立项组织撰述，实在与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 文明史太不相称，亟须加以改变，此乃我等中华学子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理所当然成 了跨入新世纪之初历史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