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安全感，人类最可怕的经历无疑就是战争。基于这一点，我们并不怀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大国所作的事情，都是为了远离战争的伤害。但实际上，谁也没有能够逃脱战争，谁也没有能够得到那份企盼的安宁。原因是什么？道理很简单，英、法、美、苏本来是可以联合阻挡法西斯势力的，但它们没有联合，它们分割了和平，分割了安全。结果自然是没有和平，没有安全。
    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谁也不希望成为法西斯的猎物，但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了法西斯的威胁，但仅仅是为了各自狭隘的安全利益，都置国际安全于不顾，公然企图牺牲别国的安全来换取自身的安全。英国人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张伯伦不顾年迈三次亲飞德国，精神可嘉，结果悲惨。看似到手的“和平”，等待他的是把英国送向战争之路；美国人有两洋天险可凭，是最不愿意卷入战争对国家，名为中立，实为绥靖，对法西斯暗渡陈仓，等待美国的也只能是战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最不该支持法西斯的国家，但李维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令我们深思。他说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谋求安全，苏联将愿意与任何国家，包括希特勒德国，进行合作。[27]（P223）苏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纸苏德条约把战争引向了西方，自己也没有逃脱法西斯的魔掌。
    英法“祸水东引”，苏联“祸水西引”，结果都落了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告诉我们：集体安全是对抗侵略的惟一道路，只有集体安全才是安全，没有集体安全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上述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做的任何努力均遭失败，就是因为它们分割安全，分割和平。好在各国领导人及时醒悟，在意识形态和反法西斯联盟的问题上，选择了后者。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并没有消除，但随着战争的逐步深入，各国也逐渐认识到联盟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不再是联盟的障碍。这是最终战胜法西斯的重要保证。
    过去我们十分重视英法的“祸水东引”，与此有关的论述堆积如山。但极不相称的是，苏联的“祸水西引”却鲜有论述。其实，“祸水东引”和“祸水西引”是一以孪生兄弟，“祸水西引”是苏联对英法“祸水东引”政策的“回报”。
    决不能忽视英法（特别是英国）与苏联过去那段不友好的交往中，1918～1920年，英法充当了武装干涉苏俄的争急先锋；1927年英国又因苏联支持英国工人大罢工而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933年后苏联真心诚意与英法合作，却被英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开了，1934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弥补了德国和日本的退出给国联造成的影响，但英国则“是以大大低于对待德国的规格来对待这个名义上友好国家的”[28]（P47）。英国一直想把德国这股“祸水”引向苏联，企图“借刀杀人”，丘吉尔当时就警告过，这会使苏联疏远西方。但英国政府没有听从丘吉尔的劝告，对苏联提出的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置若罔闻。国际联盟没有能够阻止一些国家的侵略行径，“损害了国际联盟的声誉，导致集体安全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29]（P359）张伯伦在绥靖道路上越走越远，苏联越来越感受到自身安全的威胁。当1939年春天张伯伦终于实行“外交革命”时，为时已晚，莫斯科的外交已经做出新的选择，英法苏三国谈判的最后机会丧失了。
    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31日的报告中说：苏德条约“证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即使不甚重要的东欧问题，如无苏联积极参加，决不能解决，证明妄想将苏联关在门外，在苏联背后秘密决定此类问题之一切企图，均必然失败”[30]（P171）。莫洛托夫的报告明显透露出对英法的不满，特别是对1938年慕尼黑时期被“关在门外”的仇视，同时也表现出了苏联把英法“关在门外”的得意之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曾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在对苏联的作战中开始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开始的。这是对1939年苏联外交选择目标的高度总结。苏联不仅知道德国即将发动战争，而且清楚德国的目标首先是西方。同时它认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必定是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诱使德国西进，让帝国主义先打，既报复了英法，又削弱了德国，而自己又可获得在东欧的利益，一举多得。“斯大林希望使德国卷入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战争。不管结果如何，这样一场战争要比苏德对抗好得多。”[31]（P28）我们不否认苏联的防御目的，但这种“闪避策略看来是一个目光短浅得要命的权宜之计”，充其量是绥靖侵略者的冒险。[32]（P17）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苏联只不过是做了一年前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以牺牲小国为代价，买得了和平和整军经武以备对付德国的时间。”[23]（P7）（P755～756）苏联预计会使自己摆脱战争，但结果它的命运也不比西方好多少。西方因慕尼黑协定“赢得了”一年的“和平机会”，苏联因莫斯科条约“赢得了”一年半的“和平机会”。
    毫无疑问，反法西斯的集体安全体系没有在战前建立起来，英国和法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国尽管曾经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但法国并没有诚意履行协定。赖伐尔对戈林讨好说，法苏条约只是一张废纸。而英国并没有把苏联看在眼里，过分强调波兰在东线的作用。加上对苏联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英国根本不信任苏联。张伯伦在1939年3月26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我最不信任苏联，我根本不相信苏联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最怀疑苏联的动机。”[1]（P740）
    毋庸置疑，英法苏三国谈判未果，苏联起着最关键的作用。苏联强调抛弃英法接近德国的原因，是英法继续奉行“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它们打算借纳粹分子之手来消灭它们所仇恨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布尔什维主义。”[33]（P5）“为了使苏联人民在如此险恶形势下免于战争，苏联政府不仅对本国人民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履行了它的职责，它采取了唯一可能采取的保证苏联安全的措施。”[33]（P11）其实不然，英国在最后关头决定与苏联合作，德国也告知苏联其政策是针对英国的，苏联选择与德国签约有处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但也是对“祸水东引”以牙还牙的回报。
    “祸水东引”也好，“祸水西引”也好，最终都品尝因“分割安全”而酿成的战争苦果，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安全不可分”是人类共同和平利益的唯一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即使是必然要发生，也不一定发生全球性的大战，可能会是欧洲范围内的战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说是希特勒德国精心准备着这样一场战争，倒不如说是英、法、美、苏共同协助德国走向了战争。“英国领导人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而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政策，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P160）苏联拒绝英法，美国拒绝国联，所起到的作用和英法是一样的。由于没有在战前建立起集体安全体系，法西斯德国解除了两线作战的威胁，按计划实施了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英法没有得到“渴望”的和平，只能被迫宣战。而苏联十分得意地拿着与德国签订的条约“袖手旁观”，美国则高傲地举着中立法“隔岸观火”。
    综上所述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原因很多，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根源在于“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及其国际联盟，“既不能取消一切足以引起战争的原因，复不能重建一个权力平衡的局势。……于是终于有‘暴君’出现了……他们向它挑战并利用其无能的弱点。”[3]（P314）今天，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但道路是曲折的，美国为谋求“单极世界”一次次对主权国家施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十分嚣张并极力争取政治大国地位，世界军备竞赛异常激烈甚至发展到了太空。凡尔赛体系和国际联盟没有制止战争的教训不能忘记，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但任何旨在强行推动不成熟的改革或为改革设置时限的做法都应制止。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对其进行的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决不能草率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