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气候是指“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尚无仪器观测的历史时期的气候”。①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史气候的研究日渐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逐渐成为“历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为活跃和深入的领域”。②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气候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尤其近年来在国际PAGES（过去全球变化）和CLIVAR（气候变率与可预报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历史气候研究的高潮。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对20世纪以来历史气候的研究工作进行一番全面的回顾和深入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20-40年代：研究工作的发轫与起步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严格地从科学角度研究历史气候的论著极为罕见。随着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历史气候问题开始逐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1925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了《南宋时代中国气候之揣测》（《科学》第10卷第2期）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两篇论文，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推测了我国南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及其与现代气候的差异，并分析了太阳黑子对气候变迁的可能影响，为我国的气候变迁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竺先生又相继发表了《中国气候上之脉动现象》（美国《地理评论》1926年第4期）、《中国历史之旱灾》（《史地学报》1928年第3期）、《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地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4年）等文，开创了我国气候变迁研究的先河。与此同时，胡焕庸先生1929年发表《气候变迁说述要》（《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1929年），从理论上介绍了气候变迁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谢义炳先生的《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第17卷Z1期，1943年）、张汉松先生的《明代水旱灾周期的初步探讨》（《气象学报》第18卷1-4合刊，1944年），对明清旱涝灾害的周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丁文江先生发表了《陕西省水旱灾之记录与中国西北部旱化之假说》（《地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4年），吕炯先生发表了《华北变旱说》（《地理》第1卷第2期，1941年），周廷儒先生发表了《从自然地理现象证明历史时代西北气候变化》（《地理》第2卷第3、4期合刊，1942年），对我国北方气候逐渐变旱这一地理现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我国历史气候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问题不仅引起了地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同样也引起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1930年，蒙文通先生发表《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一文，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我国气候变迁研究的较早文献。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加上资料的相对贫乏，蒙先生的论述尚存在不少有争议之处，甚至“因材料不足而作了错误判断”，如竺可桢先生后来曾经对蒙先生的论点提出批判：“近三千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仅仅根据零星片段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③但蒙先生的研究毕竟拓宽了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为历史学界在古史研究中自觉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以后，蒙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等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总的来说，蒙先生的研究还是对以后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后史学界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这一问题更为重视。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与田野发掘工作的开展，新的考古学材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殷墟发掘工作的开展与甲骨文研究的深入，从而为商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商代气候的研究成为该阶段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在蒙文通先生《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发表的同时，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5月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一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徐先生根据殷墟甲骨文“获象”、“来象”之记载，并结合《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的传说和对“豫”、“为”二字的解析，以证“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他还根据西方地质学家在华探险所获资料以证“旧石器时代，中国北部曾为犀、象长养之地。此种生长中国北部之犀、象，如环境无激烈之变迁，决不能骤然绝迹。”徐先生从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的角度研究古代气候的变化，视角颇为新颖。徐文发表不久，一些古生物学家就对根据殷墟动植物状况推测气候的看法提出了怀疑。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一文。此后杨钟健先生又发表了《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5月）、《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与刘东生合作发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5月）等文。他系统地研究了殷墟的哺乳动物群，将其分成几类，认为象等是“由他处搬运而来”。安阳古今哺乳动物的不同，可以“人工猎逐，森林摧毁，人工搬运以及气候变异诸原因解释之”。得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
    继徐先生之后，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充分利用殷墟历次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文资料，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对商代气候问题进行了较深刻系统的探讨。从20世纪30年代起，胡先生即对中国古代气候变迁问题予以关注。1934年，他发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第一册，1934年7月）一文，“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以后，胡先生陆续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两篇文章都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下册1945年。）等文。《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专门论及农业环境，他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等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一文更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气候状况。该文被学术界誉为是一篇研究殷代气候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另外，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发表一文④，引用甲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等记有月份的三百多条记录，得出了殷代气候较今稍暖的结论。
    胡先生的“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暖”的观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如李济先生曾讲到，殷代时安阳的气候“胡厚宣的论述是相当有说服力的”⑤。然而该观点一提出，即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以董作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殷代黄河流域的气候与现在并无差异。董作宾先生先后发表了《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记录》（《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1943年）、《殷文丁时卜辞中一句问之气象记录》（《气象学报》第17卷Z1期，1943年）、《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殷代气候与近世无大差异说》）（《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717-722页）、《再谈殷代气候》（《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5卷，1946年）等文，对魏特夫和胡厚宣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批驳，他在《再谈殷代气候》一文中认为，“我所感到的殷代的气候，表现于卜辞中的：同现在的黄河流域的气候，并没有什么差异”。董作宾与胡厚宣先生在商代气候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完全是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差异所致。
    综上所述，自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问题已开始关注，竺可桢、胡厚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历史气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总的来看，学术界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尚为有限且缺乏一定的深度，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以复原气候变化的史实为主，缺乏对其变化原因的分析。区域研究也集中在北方，而断代研究也只涉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朝代。研究领域尚为狭窄，研究方法和所作结论缺乏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