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80-90年代：研究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与研究工作走向深入
    80年代以后，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与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对过去数百年、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气候重建及变化规律的研究朝着高分辨率、定量化、综合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徐近之先生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探索以定量分析方法进行历史气候研究，建立千年以上气候序列，并以此作波谱分析，这在国内还属首次。1981年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由地图出版社出版。该图集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气候地图集，其中全图120个站近510年（1470-1979年）的旱涝等级序列也被作为反映我国500年旱涝气候变化的基本资料而被广泛引用。张德二先生的《中国南部近500年冬季温度变化的若干特征》（《科学通报》1980年第6期）和《近五百年我国南部冬季温度状况的初步分析》（与朱淑兰合作，载《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根据史料建立了中国长江及其以南8个区的10年冬温指数序列，对我国南部温度的变化作了定量研究。其建立的把气候事件按一定的规律拟合成指数，从而分析冷暖变化的气候指数拟合方法和竺可桢先生建立的物候评价方法的，成为研究气候冷暖问题的两种基本方法。曲建和先生《我国1470-1984（515）年温度等级序列的初步探讨》（《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一文利用1470-1984年县志中的史料及全国分区温度等级资料，初次建立了逐年冬季温度等级序列（南方区和北方区）和华北夏季逐年温度等级序列，得到若干有意义的结果。1987年，文焕然、徐俊传先生发表《距今约8000-2500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地理集刊》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87年）一文，根据新的材料将竺可桢提出的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更具体地修正为“距今约8000年-2500年前为温暖时代；距今2500年前-公元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的新认识。龚高法、张丕远、张瑾先生的《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根据考古、植物花粉和历史文献等资料，探讨了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其与动物分布界限之间的关系，认为距今8000年的全新世中期是我国全新世最温暖时期。以上观点都是对竺可桢先生气候学说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该阶段有关区域性气候及旱涝雪冻灾害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代表性成果有吴达铭先生的《1163-1977年（815年）长江下游地区梅雨活动期间旱涝规律初步分析》（《大气科学》1981年第4期）、龚高法、张瑾瑢、张丕远先生的《应用史料丰歉记载研究北京地区降水量对冬小麦的影响》（《气象学报》1983年第4期）、郑斯中先生《1400-1949年广东省的气候振动及其对粮食丰歉的影响》（《地理学报》1983年第1期）、谢焕强先生的《16世纪以来广东气候的变化》（《地理研究》1984年第4期）、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先生的《十八世纪我国长江下游等地区的气候》（《地理科学》1983年第2期）、冯丽文、郑斯中先生的《重建豫西近五百年分季水旱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85年第4期）、林镇耀、武祥丁先生的《历史时期（1765-1980年）西藏水旱雪灾规律的探讨》（《气象学报》1986年第3期）等。此外，张天麟先生的《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王开发、沈才明、吕厚远先生的《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均从区域角度对竺可桢的观点作了局部的修正和补充。
    对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探讨，也是该阶段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领域。1983年，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撰著的《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探讨大体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郑斯中先生的《历史时期气候的研究方法及气候序列的建立（摘要）》（《地球科学信息》1987年第6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历史时期气候的研究方法和建立历史气候序列所采用的方法。此外，该阶段郑斯中先生还先后发表《我国历史时期冷暖年代的干旱型》（《地理研究》1983年第4期）和《我国冷的时期气候超常不稳定的历史证据》（《中国科学》（B辑）1985年第11期）（与冯丽文合作）等文，试图利用我国15世纪以来的历史气候资料，采用1471年以来的26个水旱等级序列和一个合并的冬温指数序列作为数据，提出经过统计检验的历史气候变率变化的证据。张德二先生的《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中国科学》（B辑）1984年第3期）根据我国史料中的降尘记载、历史气候资料和现代气象记录，系统地讨论了历史时期以来降尘的时空分布、气候背景、天气过程和沙尘源地等问题。
    90年代的十年间，历史文献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历史气候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盛福尧等先生的《河南历史气候研究》（气象出版社1990年版）、吴祥定先生的《树木年轮与气候变化》（气象出版社1991年版）、施雅风先生主编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张兰生等先生的《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文焕然等先生的《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张丕远先生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牟重行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等专著相继问世。其中张丕远先生重建中国东部地区45个站点过去2100多年旱涝等级序列和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深入分析，吴祥定先生对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探讨，施雅风先生对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深入研究，张兰生先生等对中国北方地区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的考察，牟重行先生对近5000年气候变迁的考证，文焕然先生等对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迁的探讨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重建华北、华东气温序列的探讨。王绍武先生对应用史料恢复历史时期气温序列进行了系统研究，同以往相比，主要作了两方面的改进，一是不仅考虑了寒冷事件的频率，也考虑了强度；二是分四季建立了华东与华北10年平均气温距平序列。《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气象学报》1990年第1期）（与王日昇合作）根据历史记载恢复了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秋、冬四季的10年平均气温均平。《近500年我国东部冬季气温的重建》（《气象学报》1990年第2期）（王日昇、王绍武合作）利用近500年（1470-1979年）我国东部冬季河湖结冰和大雪、冰冻以及有关寒冷灾害记载，重建这一时期的气温序列。王先生的《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根据现代气象观测记录，建立起1380年以来10年平均气温距平序列。他推算的两个寒冷期比竺可桢根据我国南部史料定出的提前70年和40年。除以上所举以外，20世纪90年代初，王先生关于气候冷暖波动的文章还有《近百年我国及全球气温变化趋势》（《气象》1990年第2期）、《根据史料恢复历史温度序列》（《气象》1990年第4期）、《近千年我国冬夏温度的变化》（《气象》1990年第6期）、《中国小冰河期》（《科学通报》1990年第10期）（与王日昇合作）、《中国小冰河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与叶瑾琳、龚道溢合作）等，其中关于建立历史温度序列的方法及其依据的讨论及建立古气候序列的尝试，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自70年代，对气候冷暖波动问题，竺可桢等学者已经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满志敏先生的《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阐述了复杂的气候评价方法中的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及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影响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牟重行先生对竺可桢先生的主要论据几乎逐条进行讨论后指出，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在分析使用历史文献资料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主要问题有：（1）对文献误解或疏忽；（2）所据史料缺乏普遍指示意义；（3）推论勉强等。”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选择的气候证据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以致据此勾勒的中国5000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上难以成立。”（14）于希贤先生提出地理环境突变与渐变相结合的理论。他据《徐霞客游记》等古文献对竺可桢先生提出的17世纪冷期的理论进行了补正，他认为大雪奇寒出现的时间比竺老的结论早半个多世纪，17世纪冷期冷暖变幅也比竺先生提出的“摆动范围只有1-2℃”大得多。（15）满志敏先生通过对黄淮海平原历史气候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气候变迁模式。他将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划分为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特别是唐代寒冷期和南宋温暖期的看法，与竺可桢先生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16）有的学者依据敦德冰芯录，指出隋唐温暖期的证据不足，有力地支持了满先生唐代寒冷期的观点。（17）然而，满先生的唐代寒冷期的观点，也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怀疑，如吴宏岐等人从唐代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唐代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前后，即8世纪末期，而不是在8世纪中期，唐后期（8世纪以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能视作是从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大温暖期的波动，传统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8）以后，吴先生等人又继续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对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重新进行深入分析，再次肯定了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研究的基本结论。（19）在此阶段，从不同角度对满志敏先生的气候变迁模式提出质疑的还有王子今先生。王先生曾结合传世文献和居延汉简资料，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秦汉时期气候由暖而寒转变的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20）他还就淮河冬季封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指出满先生的气候变迁研究对“资料的理解似乎值得商榷”，其推论“似乎也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其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