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0-70年代：研究方法的赓续、转型与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
    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的老一辈科学家不断地收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并对我国古代文献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我国的历史气候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新阶段。
    自1955年起，徐近之先生对中国地方志、史书等各种史籍中有关历史时期气候的记载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至70年代编印了宁夏等18个省（区）、市的历史气候记载约70万字，使中国历史气候序列向前延伸至千年以上。他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黄河中游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旱》（《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是他的代表性成果。1959年，文焕然先生《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依据文献资料，从冷暖和干湿两大气候要素方面对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气候进行了探析，着重探讨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常年气候。他指出，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迁，“和蒙文通、胡厚宣等所称日趋干寒不符合，也和竺可桢的脉动说有些不同；实际上是与现代相差不很大。”但他又同时指出，由于文献、地域性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秦汉时期局部地区的气候与今天的差异大小也是不同的。唐锡仁、薄树人《河北省明清时期干旱情况的分析》（《地理学报》1962年第1期）一文试图通过对县志、府志及《清史稿》等文献资料中干旱总数及频率、大旱百分比等的统计分析，探讨河北历史上干旱分区、受旱季节、干旱周期等一些规律和特点。萧廷奎、彭芳草、李长付等先生《河南历史时期干旱的分析》（《地理学报》1964年第3期）依据史书、地方志、调查资料和碑刻、奏折及民国以来的报章资料近300种，将明确的干旱指标划分不同的干旱等级，对河南历史时期尤其是元、明、清时期的河南干旱出现的情况、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探讨，并对干旱形成的因素及干旱与太阳活动的关系加以讨论。蒋德隆、严济远先生的《长江下游地区夏季旱涝演变趋势的研究》（《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在广泛搜集古今气象资料并进行各种数据处理和鉴定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序列，运用气候学分析和数理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长江下游地区夏季旱涝演变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旱涝形成的各种物理原因。以上论著突出气候变迁的区域性特点，为该阶段区域性气候研究的代表作。
    60年代至70年代初，竺可桢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人民日报》1961年5月7日）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气象学报》第31卷第4期，1962年）等论文。《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阐述了20世纪上半期世界气候变暖的事实，并追溯整个历史时期以至第四纪各国水旱寒暖波动的历程，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从而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寒冷期与欧洲的“小冰期”是一致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是竺可桢先生气候变迁研究的总结和精华，可以称得上地球古气候史研究领域的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该文初步建立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序列，成功地描绘了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轮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的学者称，“竺先生的这篇论文利用我国考古、文献和其他材料建立了五千年来气候变化大势的连续系列，并且与格陵兰冰芯用氧同位素推算的温度变迁相对比，为有史以来全球气候变迁提供了证据，这是他对世界气候变迁研究作出的贡献”⑥。此后的研究表明，该序列所勾画的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冷期的识别是较为准确的⑦。
    自70年代起，张家诚先生致力于气候变迁原因和气候寒暖阶段划分及气温变化幅度的研究。他除了和朱明道、张先恭、王雷、徐端珍、杨蕴华曾共同编著《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外，还陆续发表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与朱明道、张先恭合作，《科学通报》1974年第4期，又载《气象科技》1974年第6期）、《气候变迁现状的几个问题》（《大气科学》1977年第3期）、《近五百年我国气候的几种振动及其相互关系》（与张先恭合作）（《气象学报》1979年第2期）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一文在对我国近500年气候寒冷期（欧洲现代小冰期）内四次气候变冷与太阳活动强度及太阳磁周能量平衡进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近代气候变迁的特点。《近五百年我国气候的几种振动及其相互关系》根据近年来整理出来的大量气候史料，特别是近500年来干湿、冷暖的变化。在此期间，张丕远先生亦曾发表《同位素在气候变迁研究中的应用》（《气象科技》1975年第4期）、《16世纪以来中国气温变化的若干特征》（与龚高法合作，《地理学报》1979年第期）等文。《16世纪以来中国气温变化的若干特征》一文对农业生产有严重影响的寒冬、霜冻、大旱、大涝等灾害性气候条件为指标，将我国近500年的气候划分为若干个气候时期，讨论了气候时空变化规律和特点。此外，吴祥定、林振耀先生的《西藏近代气候变化及其趋势的探讨》（《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根据树木年轮资料和若干自然迹象的变化等，对西藏地区历史时期尤其是近数百年来的气候变迁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可能趋势作出了判断。龚高法、陈恩久、文焕然先生的《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地理学报》1979年第2期）通过对历史资料和树木年轮的分析，考察了17世纪以来黑龙江省气候寒暖变化的状况，结合水旱灾害的变化、湖泊水位变化和雨量记载，对18世纪以来该区域内的气候湿润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郑斯中、张福春、龚高法先生的《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载《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对我国东南地区2000年间气候湿润状况进行了探讨。王绍武、赵宗慈先生的《近五百年我国旱涝史料的分析》（《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以根据史料分析旱涝的方法，着重分析近五百年间旱涝空间分布的特征。以上研究，已经注意运用气候学的原理来解释气候变迁的规律和特点，已触及历史气候问题的若干实质性问题。
    自5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仍在继续。陈梦家先生对根据殷墟发掘情况进行的古气候研究持存疑态度。他认为，根据卜辞推测雨量以推测气候“不很准确”⑧根据殷墟出土的动物来推测殷代的豫北气候较今的豫北为暖“尚无坚强的证据。”⑨张秉权先生力图从材料上驳倒胡厚宣等人的观点，以维护董作宾看法的正确。⑩后来他又撰文，在“殷代的气象之殷人的天文历象知识”一节中，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证。（11）继张先生之后，丁骕先生认为，禹之前华北黄河沿岸的气温为夏热冬温，到禹时逐渐减低，殷代商代早、中期最冷，盘庚迁殷时又转暖，“约同今日九江--南昌、岳阳一带的气温”。（12）
    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文献记载的气候资料逐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竺可桢利用我国史料中丰富的物候记载，说明我国5000年气候变迁的事实，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然而，竺先生研究气候冷暖波动的方法，学术界称为物候评价方法，这一方法与前一阶段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最基本的历史文献研究法颇为相似。其研究气候干湿状况，基本上采用的就是前一阶段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历史文献研究法。例如他曾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和清九朝《东华录》等文献中有关中国历史时期水旱灾害的记录进行统计分析，求出其比率，在此基础上作出结论。事实上，这种研究方法明显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李长傅先生即曾批评竺可桢、吕炯为代表的气候脉动论者，认为他们的学说是建立在两个错误观点上的：“一是以历史文献记载的水灾、旱灾作根据，判断雨量的丰歉”，“二是以水旱次数的多少与比率来论定气候的干旱与湿润”（13）。
    同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在研究方法上拓展了资料范围，运用新的资料，并且对资料的解读更加全面和深入。同时，引入了同位素、孢粉分析以及模拟方法等全新的研究方法，表明该阶段历史气候研究方法已逐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该阶段更加注重区域性与阶段性研究，区域研究已经从北方扩展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另外，该阶段已开始注意对气候变迁原因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