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库恩（Kuhn）在揭示“范式”（Paradigm）之于科学革命的积极意义 时，特别强调指出“范式”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观念，开辟了新的思路 ；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固有的限制。尤其是在一个已形成的“范式”中， 由于大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这就难免造成“其 视野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 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由此看来，曾经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 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无可讳言，因为受到其 “范式”的自身束缚，它也存在着不少缺陷，这集中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考据史学的局限
    “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首先在于它在受到了考据史学的严重局限，这在胡适身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余英时所精辟指出，“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注：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年3月18日），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确实，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研究都不脱考据 的色彩，甚至还可谓带有某种“考据癖”。譬如，1928年4月，他在游历庐山之后，写 了一篇《庐山游记》。在这篇游记中，他逐一考证了江西纸牌与徽州牌的不同、三叠泉 发现之时间、开先寺的来历、归宗寺的传说等一系列问题。或许是自己也觉得其中的考 据色彩过于浓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注说：“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 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我们 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我为 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 注：胡适：《庐山游记》后记（1928年4月20日），《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 版，第136页。）40年代末，他在自述其读《水浒传》的感受时也承认：“我正看得起劲 ，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注：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 编初稿》（校订版）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997页。）
    由此可见，因为受到性情与思维惯性的极大牵引，胡适已经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乃至 难以自拔的“考据癖”。而这无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国故”的视野与成就。
    其一，由于研究方法不脱考据，这势必造成他对一些不适于考证的问题无法加以深入 的研究。梁漱溟便曾经批评胡适说：“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 笔，只能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 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注：梁漱溟：《 略谈胡适之》（1987年4月12日），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 胡适笔 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冯友兰也客观评价说：“胡适的《中国 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 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2页。）
    其二，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学本身，而未能吸收社会科学的其它方法，胡适的考据成 就其实也较为有限。唐德刚就曾直言指出：“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 ，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与制度史、 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学者如罔顾社会科学的法则，而专 门去倒训诂学、校勘学的字纸篓，那就所见有限了。”（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 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3页。他还尖锐批评胡适：“胡适之 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的影响，他的‘治学方法’则只是集中西‘ 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 ’（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
    其三，由于陷入了个别史实的琐碎考证，胡适往往忽视了对通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曾 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 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 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注：胡适：《 致雷海宗、田培林》（1944年7月17日），转引自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 8年版，第279页。）
    更为关键的是，正如周予同所针砭的那样，“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国现代 社会所企求于史学界的是新的史学的建立与新的史籍的产生，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 零碎的获得。”（注：周予同：《治经与治史》（1936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页。）然而，因为过于注重个别史实的考 证，一味笃信“见树不见林”的“实验主义”，笼统排斥一切“史观”，胡适显然无法 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难以满足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梁漱溟就批评说：“先 生不承认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存在，但……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 亦太嫌省事！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 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先生是喜欢作历史研究的人 ，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提示，我们非请教不可。……我向不知学问，尤其不会作历史考证 功夫，对此题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扫群疑，昭见事实，实大有望于先生！”（注：梁 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6月3日），《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 版，第322-323页。）但对梁漱溟这番质问，胡适却一直未能做出正面的回答。
    与此同时，考据史学在胡适身上所暴露出的各种局限性，同样也贯穿了“整理国故运 动”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