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外史学交流最频繁的时期，了解和总结这段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对我们 今后的史学发展有可贵的借鉴意义。谨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对相关的历史过程作约 略的回顾和介绍。
    20世纪前的中外史学交流状况
    在了解20世纪的史学交流情况之前，有必要对20世纪之前的中外史学交流情况作约略 回顾。这是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前提，也是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起点。
    我们知道，在东亚地区，中国史学的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史学思想，一直都对日本 、韩国、越南有很深的影响。包括这些国家的史学特征，都和中国的传统史学非常相象 。但在西方思想、西方史学对东方有影响以后，日本等东亚国家接受中国史学影响的时 代基本结束。西方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开始逐渐取而代之，尤其是对日本史学的影响 。而实际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中国在进入晚清社会以后，由于整个国家体制的弊端、外 侮入侵和积贫积弱，其传统历史学的对外影响力也在减小。
    关于19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可能更多地需要考察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看看 他们之间的互动呈现什么样的形态。
    我们注意到，西方学者很注意对中国史学发展及其传统、特征的介绍。而这方面的工 作，最早是由传教士着手进行的，这与他们的使命有关。打开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国丛报》，可以发现有很多与这方面内容有关的文章 。如《中国丛报》第3卷，就有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历史著作的文章，还包括有关于中 国神话、早期模糊记录、先人历史解说、史学原则等方面的文章。1840年5-12月的《 中国丛报》中，有关于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光、马端临的史学研究情况的专篇介绍。 1841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登载了关于中国历史记载及其记载方法的文章。3月号的 《中国丛报》中，还有关于中国纪年方式、纪年内容和纪年特点的文章等。11月号有关 于中国历史年表的文章等。第16期（1850年）3月号的《中国丛报》，还记载有魏源1848 年本《海国图志》第12编的译文；5月号有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文章。《中国丛 报》翻译介绍了《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等清代历史典籍。此外，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 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中，也有关于中国史学的介绍。1883年修订版的《中国总论 》下册第17章的“中国的历史及其年表”就涉及这一内容。这本著作的修订序言还专门 谈到中国史学的编年问题，认为中国史学对有志于对其研究的学者，“是十分有趣的课 题”。
    美国对中国史学的了解开始于19世纪30-40年代。如前所述，一开始的工作是由传教 士进行的，他们不是职业史学工作者。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主要出于对中国 历史和传统的了解。当时，美国传教士派遣当局要求传教士到中国，把他们所了解到的 实际情况，及时向美国国内报告。（注：Jonathan Goldstein：American Views China,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p.69 .）所以凡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都要如实禀报。史学当然成了他们了 解的一个方面。美国对中国史学介绍的这方面的情况，很具体地说明了20世纪前外国对 中国史学了解和交流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那么，20世纪前，中国人又是从什么途径去了解西方史学，又做过那些具体的工作呢？ 从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资料看，主要还是集中在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几个时 期。
    中国人一开始对西方史学的了解，带有很大的功利主义目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 、魏源。鸦片战争的爆发沉重地打击了这个浑噩的东方帝国，“开眼看世界”、“师夷 长技以制夷”，是当时开明官僚提出来的强国口号。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西方史书是 他们第一了解的资料。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 志》都参考了相当数量西方的地理著作和史学著作。林则徐的《四洲志》，主要是根据 英国人莫瑞（Hugh Murry）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本，介绍了世界30多个国家的历史和 地理的概况，是中国比较早的关于世界历史地理情况的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 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撰就。魏源强调这是“以西洋人谭西洋”的著作。所采用的 资料，包括英国人祎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的《地球图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外国史略》、葡萄牙马吉斯（Jose Martins-Marquez）的《地理备 考》、美国人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等。在这部著作中，还附有《中国西洋历法异 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等。当时中国人撰写的反映西人的著作还有，梁廷楠的 《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梁廷楠的《海国四说》虽然与《海国图志 》不好比，但作者在书里还是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他认为当时国内能见到的外国史地著 作，虽然内容荟萃，详今略古，但问题还是读者不能从书中知道其“得国之所由来”。 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文人已经在考虑比较东西史学的利弊得失，尽管这时候的介绍还属于 对西方史学的初步思考。
    鸦片战争时期的这些著作，都是根据翻译近来的西人著作撰写的。洋务运动时期，情 况颇不一样。遣洋的使者开始出现，当事者得以直接目击西方社会，接触西方史学及其 有关著作，形成自己想法。洋务外交史学著作的出现，就是这个时代中西史学交流的产 物。主要的代表作品有王韬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等。王韬是在巡游欧洲期间，撰 写成《普法战纪》的。当时，普法战争刚结束，他根据普法军队中的随营记录和当时各 国的有关评论，完成了这部书的编撰。他的《法国志略》是在参考日本冈千仞《法兰西 志》和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基础上撰就。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也是他在当日本 使馆参赞时，“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在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具体调查后撰就。 关于《续瀛环志略》，薛福成说，这是他在出访英、法、意、比四国时，“广求亚洲地 志及西人游历日记”而撰。洋务运动时期史学著作的特点，在于这些著作的史学思想、 政治思想较之鸦片战争时期有新的区别，重要者还在于，这时期的作者对史著的史料有 更高的要求，强调自己的亲自搜集和鉴别。王韬在撰写著作的时候，表现出对于传教士 史著的体例及其准确性表示怀疑。（注：参见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士人们从现实政治目的出发，编著新的历史著作。这时候有影 响的著作有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与《各国交涉源流考》 、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与《日本变政考》等。写这些书的目的，就是宣传改良变 法。当时的这些作者特别希望国人阅读外国的相关史著，理解现实变局。据梁启超介绍 ，上海的大同书局还专门印了一批关于各国变法的史学著作如《俄土战纪》、《瑞士政 变记》、《意大利侠士传》、《地球十五大战役》等多部译著。（注：梁启超：《大同 译书局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