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传教士在将西方史学著作及其思想、方法传入中国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地有一些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的著作进来。印象比较深的著 作有：普鲁斯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 传》（1883）、英国传教士麦都士（Walter Henry Medhurst）的《东西史记和合》（1929年石印本）、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新加坡本）、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地理全志》（1853-1854年上海本）、《大英国志》（1856年）等。这些都被认为是最早出入中国的西方作者介绍的史地著作，对于中国人说，无疑开了眼界。林则徐、魏源等许多先进的文人志士，都注意到这些著作的价值。事实上，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传教特权的获得、中国国内洋务运动兴起，以及由此引起的颇多印书馆的出现，客观上又推进了西方史地著作的引进与出版。当时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著作就包括有金楷理（Carl T.Kreyer）等译的《西国近事汇编》、傅兰雅（John Freyer）译的《俄国新志》8卷与《法国新志》4卷、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译的《 四裔编年表》4卷等。至19世纪末，广学会所出版的翻译过来的西文著作达60种。
    20世纪前在传教士的中介下传入的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界还是有相当影响的。首先 ，这些著作透露了西方史学的编纂特色和编纂体例。林乐知的著作中，不仅有与中国传 统史学不同的章节体，还有诸如人口、土地、矿产、工农业产值、教育、宗教等情况的 图表。如《俄国新志》、《法国新志》中，对人口、土产、矿产、工农业产值、进出口 额、教育普及率、社会犯罪率等有专门列表。诚然，这些图表的排列的内涵和中国传统 史学的图表有很大区别，突出量的变化分析。其中的插图也很有特色。其次，西方近代 进化论的历史观在相当部分的著作中有明确表述。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泰 西新史揽要》等著作中，批评“世运盛衰之说”及其循环史观，强调今人胜于古人的思 想，认为人类历史，“如螺钉然，一转一深，出于人之所不及，盖自古至今所谓进而益 上者，大率类此也。”（注：李思：《万国通志》前编自序。）其三，人类学、社会学、 民族学、考古学方法介入史学，开阔历史研究视野。李思（John Lambert Reeds）所编辑 的《万国通史》，对运用考古学研究历史的问题特别强调，主张以此推动中国古代史的 研究。该书在叙述地球远古情况时，引用了古地理学、古生物学等研究成果，并注意从 人类学角度考察人类的起源问题。
    20世纪前特别是19世纪中外史学交流是奇特的阶段，这时候史学交流的主要特点是西 方史学比较多的引进和介入中国，而这种介入又和中国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有关，这种 引进和介入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间接地影响到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整个20 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外史学交流
    20世纪上半叶，中外史学交流呈现进一步发展的态势。主要还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西方史学及其史学思潮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一是中国史学及其传统文化在西方“汉 学”、“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和刺激下，走向世界学术舞台，引起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汉 学家们的关注和兴趣。
    关于西方史学的接受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的介绍人是中 国的一位留学生。汪荣宝在他的题为《译书汇编》的著作中，发表根据日本坪井九马三 （注：这时的日本史学，已经深受西方近代史学影响。兰克再传弟子路德维希·利斯到 日讲学多年，并著《史学》一书，对兰克史学在日本传播做出了贡献。为深入了解西方 史学，坪井九马三又留学德国，归国后作《史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 武、浮田和民等人的著作编译的《史学概论》，介绍了近代史学的定义、目的及其方法 ，并认为这会是中国新史学的先河。当时，浮田和民的史学影响更大些，介绍到国内的 《史学原论》翻译本也达6种之多。（注：浮田和民：《史学原论》1903年，有李浩生等 6种译本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史学原论》综合西方史学之说，系统阐述近代史学 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这些著作使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理论有了初步概念。根据1903年湖 南书局出版的周维翰编著的《西史纲目》看，当时翻译进来的西方史学著作已相当多， 如《万国舆图》、《万国通鉴》、《万国通史》、《四裔编年表》、《古史探源》、《 大英国志》、《东洋史要》、《希腊志略》、《三十一国志要》、《犹太地志》、《万 国史记》等。
    这里，应特别提到梁启超，他在1896年撰写的《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舍西学 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 足以治天下”。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中西学结合，提出了新史学观。不久，他分别发表 《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这是他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书和创建新 史学的宣言书。事实上，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接触了大量西方史学著作 。《东籍月旦》所介绍的著作70种中，史著占50种。
    不过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发起“史界革命和对西方史学的介绍还是失于疏浅。这种对 旧史学的批判，强调史学挽救民族危亡的功用，缺乏学术上的深入钻研，真正意义上的 新史学没能建立起来。“建设中国新史学”继续成为史学界的呼声和要求。蒋梦麟是当 时较早主张新史学思潮的学者。他在1918年1月出版的《教育杂志》发表《历史教授革 新之研究》，介绍美国新史学。文章认为美国历史教学的宗旨有三条：第一，“教授历 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也。”第二，“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也。” 第三，“表扬伟人、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明家当并重。”这篇文章实际是新史学思潮的 先声。（注：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载《教育杂志》1918年1月。是时，蒋 梦麟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刘俐娜曾撰文《西方历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详述此 事。）
    当时，积极推行新史学的是何炳松教授。1916年，他从美国归来，先后执教于北京大 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以鲁滨逊（J·H·Robinson）《新史学》英文本作教材，随后 译成中文，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第一部 书。之后，他又出版《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都是根据鲁滨逊所编历史教本 编译而成。何炳松还翻译了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亨利·约翰生（Johnson Henry）的《历 史教学法》。他还与郭斌合作翻译了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这是我国最 早的一部西方史学史著作。鲁滨逊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的同时，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 》、巴恩斯的《史学史》、《西洋史学进化概论》、《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海斯的《 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海斯与别人合编的《近代史》、《世界史》等也相继翻译出版 。“史学概论”类的书，如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王玉璋的 《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等都接连面世。这当中的很多，借鉴了 新史学派的观点。（注：参见张广智：《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美国研究》1993年 第4期。）这些译作或原作被相继采用为大中学校的教材，对中国史学界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