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亚洲研究》杂志最初的文章，都和中国史料学、中国文献学有关。如邓嗣禹与 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著的《中国文献选编题解》（1936）、毕乃德《东华录和 实录的某些解释》（1939）等。直接和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关的论文，主要有萨金特（Clyde B.Sargent）《资治史学：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1944）、姚善玉《<图书集成>和 <清史稿>中关于水和龙的数据》（1944）、伯儒（Rhea C.Blue）《汉、魏、隋史：食货志 的争辩》（1948）等。其中，杨联陞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他的工作对美国中国学界了解中国史学起了发蒙作用。
    有趣的是，二次大战中崛起的哈佛汉学家，很快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要奠基者。 二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其必然的连贯性，中国在远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他们要 审视其所有对华关系。了解中国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的区域研究和现代中 国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是积极的倡导者 、奠基者、实践者。（注：这里所提的区域研究，包括对当时苏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的研究，是更专门的、跨学科的、对特定地理区域的研究。1946年哈佛大学还成立了国 际与区域研究委员会。而“现代中国学”，是相对欧洲“汉学”而言。）费正清从对清 朝的研究入手，开始其对现代美国中国学的思考和建设。正是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乃 至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工作，奠定了费正清现代中国学的基础；或者说，美国中国学的发 展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文献学、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还出现一个新特点，就是关注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注意中国 史学发展最新动态。如芮沃寿的《北京的汉学：1941-1945》（1947年）、邓嗣禹的《最 近50年中国史学》（1949）、里昂的（Bayard Lyon）《评<当代中国史学>》（1950）等。芮 沃寿的文章虽只写了5年汉学，但内容非常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邓嗣禹 的论文，对中国20世纪初50年史学的介绍相当全面。他还追溯了中国史学的起源。邓嗣 禹指出，中国史学有辉煌的过去，其质量和数量，只有欧洲现代史学可以相匹。其它国 家如印度等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或可称道，但若提史学，没有一个可以声称具有和中国 一样悠久、光荣的编纂传统。他强调西方学者应该知道和了解中国史学。里昂的文章评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认为美国学者对中国很不了解，如果他们早看到中国的这 些著作，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了。（注：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ume 10,Issue 1（Nov.,1950）。）
    20世纪上半叶虽然时间不很长，但在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上，是难得的发展阶段。在 这个阶段，出现了三个发展高潮：一是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和引进出现高潮；二是对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出现高潮；三是中国史学走向西方汉学 界包括美国中国学界，也出现一个未曾有过的小高潮。显然，这些情况的呈现，和中国 史学所面临的特殊学术生态和政治背景有关，是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中值得深入关注和 研究的问题。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外史学交流
    20世纪下半叶，是中外史学交流波折最大的时期，却又是本世纪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基本可以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至1966年，交往的平常期和偏颇期；1966- 1976年，交往的停滞期；1978-2000年，交往的活跃期和黄金期。
    总体上说，建国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成就不凡。建国初出现了关于古史分期问题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 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等专题讨论和研究（即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 ，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和烙印，努力向严肃的科学境界 迈进。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专著有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改编的《中国通史简 编》（后改称《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修订的《简明中国通史 》、侯外庐陆续出齐的《中国思想通史》、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等 ，称得上是这段时期历史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吴晗等史学家还十分关注历史知识 的普及问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他们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 国历史小丛书》等读物。史学工作者还标点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及二十四 史。许多著名史家还纷纷贡献了他们的断代史专著和专题史研究专著。西欧、北美、亚 、非、拉美等地区史的研究也颇有成就。60年代中期开始，史学史工作者还就史学史研 究的任务、对象、目的展开了热烈讨论。翦伯赞等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理论的阐 扬和实例分析，使科学史学思潮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注：参见朱政惠：《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陈启能、于沛等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除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讨论、李 秀成及其《自述》研究、洋务运动研究、辛亥革命问题研究等，也热闹一时。代表著作 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丁名楠、余绳武等的《帝国主义 侵华史》第一卷，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 卷，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等。李新等 学者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第一部现代 通史著作。中国近代史史料整理方面，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 《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 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 等10多种专题资料出版，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此外，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和工业史等方面的专题资料。现代史方 面，也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等资料集的问世 。
    但这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还是偏颇的。当时，国内的主流思想，是希望确立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学研究需要遵循的唯一科学指南。 在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所谓的交流，偏重与苏联历史学界的交流。当时，大学的 教科书是苏联的；一些比较重要大学的历史教师，也是从苏联请来的。以中国人民大学 为例，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研室，联合编译了《历史问题译丛》（1953 年），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 社会问题，以及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问题等。《历史研究》于1954年创刊，其所主编 的《历史问题译丛》（又名《史学译丛》）也编译和介绍了很多苏联史学文集。如苏联《 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号社论《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历 史学家基姆和加里科夫的论文《关于苏维埃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等。《历史研 究》杂志还主持出版有《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版） 、《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封建社会 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 960年版）等译文集，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历史研究》编译文集之外，还 有两部重要译集，一部是尚钺编的《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一部是《苏联史学家在罗 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