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量引进、学习苏联史学，对中国史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唯物史 观研究中外历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运用的教条主义 、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有消极影响，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 观的深入理解和研究。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向苏联史学的学习也成为永久 的历史。
    当时在中外史学的人员交流方面，能批准外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相当少。笔者所知 ，吕振羽参加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东方学”国际会议（1955年10月）。但这还是 “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学术会议。当时，中国学者和美国、西欧的交往几乎没有。与此 同时，对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史学的批判相当严厉。所谓的“打倒王朝体系”，“把帝 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以及批判胡适、梁漱溟、雷海宗和“清除唯心史观在中国史学 界的影响”的政治批判接连不断，都是国家政治生活所引发的学术反馈，以致演变为“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内乱和文化浩劫，是大陆学术界对外交往最 封闭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学术交流在这时期发生过。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 单方面地看问题。因为在海峡的彼岸，这种学术的交流还在发展；在海外的其他国家， 他们对中国及其历史学的研究没有减弱，反而更有兴趣。这是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外史学 交流考察所不可忽视的方面。
    台湾、香港那里，这种交流还保持着。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仍然频繁，年轻学子从宝 岛到异国他乡深造。他们无意中在海峡彼岸，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尤其是史学交 往的传统，把传统文化带到海外，也把海外的史学新思潮、新方法及时带回港台地区。 我们所知道的杜维明、李欧梵等著名学者，都是在六、七十年代，从台湾、香港到美国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求学。这时期到海外访问的学者也相当多，如台湾的全汉昇等。（注：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看到一份关于全汉昇访问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资料，该中心的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接待全汉昇来访的问题。）一批欧美留学人员的回归，使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得 以更多输入，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日趋兴起。当时在台湾出版的关于欧美 史学史研究的专著，有蔡石山《西洋史学史》（国立编译馆，1975年）、阎沁恒《汤恩比 （即汤因比）与历史》（牧童出版社，1976年）、汪荣祖《兰克史学真相》（《食货》月刊5 卷1期，1975年）与《白德尔（即布罗代尔）与当代法国史学》（《食货》月刊6卷6期，197 6年）、周梁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唐山出版社，1980年），以及孙同勋的《二 十世纪的美国史学》（《美国研究》1卷1期，1971年3月）、《美国都市史研究的发展》（ 《食货月刊》复刊1卷2期，1971年4月）、《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立即解放运动》（《食 货月刊》复刊卷3，1973年4月）等。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及代表人物布洛克、布罗代尔 等的研讨会，也曾在台湾召开。
    当时，西方政界、学术界出于对中国政治和学术了解的需要，还是千方百计突破这种 局面（带有很大的冷战需要的因素）。美国福特基金会下了很大一笔投资，建设了解中国 学术的跳板。从1958年到1970年，福特基金会在台湾的投资达42.1万美元，在香港地区 的投资达1万美元。（注：参见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理解中国：对美国学 术资料的评估》（1971年），根据林德贝克书中的统计，1958年至1970年，美国投入海外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总数2974.77万美元，其中英国74万美元，德国32.5万美元，日 本25.3万美元，韩国14.3万美元，澳大利亚12.5万美元，加拿大9.7万美元，以及香港 地区1万美元，台湾地区为42.1万美元。）香港中文大学建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就是当时得 以建立的资料中心。
    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颇为关心。对建国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 讨，主要集中于对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汇编的研究和批评。一些重要 学者如费正清、刘广京、芮玛丽（Mary C.Wright）、邓嗣禹、房兆楹等都撰写文章，评 论翦伯赞主编的文献集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 中法战争”、“义和团”等。这是美国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史学的最早的系列评论，集 中发表于195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费正清和芮玛丽为这套文集的研究写了“引论” 。“引论”值得关注和研究，代表了当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看法。
    当时推进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召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由英国《中国季刊》出面组织的学术会议。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是当时这份杂志的主要负责人。据笔者在哈佛档案馆的了解， 麦克法夸尔和当时在哈佛大学的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详细讨论了这次会议的筹 备问题。会议在接近牛津的迪启莱·曼诺（Ditchley Manor）举行。时间是1964年9月6日 至12日。当时代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并主持会议的是费惟凯（Alburt Feuerker）教授。 会议有论文集。（注：1964年在英国召开的这次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编撰会议是西方的 一次重要的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会议。会议论文有《传统中国历史学和在共产主义 下的改变》、《前中国历史之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解释》、《中国 共产主义者对佛学对中国文化贡献之评估》、《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农民战争之处理》、 《共产党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共产主义者历史学中的唐代》、《共产主义中国 的历史教学》、《作为历史家的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华帝国创建的研究》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评估》等。）
    在此之前，费惟凯已经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集，题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年）。他还主编了一本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情 况的选编文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年）。这是油印本，258页 ，一看就知道花了相当大的工夫。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 、华岗、胡绳、何干之、胡乔木、胡华、吴晗、刘大年、白寿彝等学者的著作，都有详 细介绍。但这部讲义所介绍的著作决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果。1968年，费惟 凯又主编了论文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收集了包括中国学者刘大年在内的英国、荷 兰、苏联、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
    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是西方民族所能轻易做到的。在对中国史学长河的理解和认识中， 华人学者的工作始终是关键的。洪业、杨联陞等学者，对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起了中坚和骨干的作用。在50年代，杨联陞对《汉书》、《史记》的翻译都有及时的书评，对翻译内容及其正确性提出看法或商榷意见。（注：LSY,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19,Issue 3/4（Dec.,1956）；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3,（1960-1961）。）1949年，日 本内藤虎次郎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杨联陞也及时做了学术反馈，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注：Lien-Shen Yang,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ume 12,Issue 2（Feb.1953），pp.208- 210.）50年代，洪业还撰写了《公元719年唐朝廷的关于著书目录的辩论》（1957）等重要 学术论文。在60年代，洪业撰写的论文是《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1960-19 61）、（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60-1961年，卷23。）《唐代史官的辞职信》（1969 ）等。
    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十分重视史学名著的翻译。德效蹇（Homer H.Dubs）的《 汉书》后，又有方志彤（Achilles Fang）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翻译、华兹生（Burton Watson）对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徐中约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翻译、J.I.克 伦坡（J.I.Crump）对《战国策》的翻译。《资治通鉴》的这套译本共两册，为选译本，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这一项目。开始在中国，日本侵略中国后，由方志彤带到美国继 续进行，1952年燕京学社出版铅字打印稿本。华兹生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对《史 记》翻译前，撰写过一本关于司马迁的专著，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司马 迁的生平、思想、史学思想及《史记》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1961年，他 的《史记选译》（两册）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撰写了序 言，强调《史记》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历史学文献。《史记选译》的出版是 当时美国中国学界有影响的学术事件，包括德效蹇在内的一些学者认真撰写了书评。关 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由徐中约翻译，史华兹撰写了序言，1959年由哈佛大学 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