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西方史学这一介绍高潮出现，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内“民主、科学”思潮兴 起有关。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使这种输入成为可能。而将西方史学的理论、观点 、方法，融化、吸收，并对当时史学实践产生影响的，则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 颉刚、傅斯年等学者。梁启超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借鉴西方史学的理 论观点，从理论到方法，对中国传统史学重新整理阐释，被认为是对中国现代史学有开 拓意义的著作。王国维在史观上，也深受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影响。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 ，结合西方科学方法，在古史考证方面取得极高成就，被尊为“新史学的开山”。胡适 大力倡导实用主义方法论与乾嘉考据方法结合治学，也颇多建树，对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顾颉刚开创的疑古学派深受胡适方法启发，独树一帜。傅斯年在欧洲留学多年，本着 客观主义史学精神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创所谓“史料学派”，对20世纪史学发展也 有重大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史坛还出现了介绍“文化形态史观”的“战国策派”。 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初刊于 1918年，1922年修订再版。李思纯曾于1923年，在《学衡》发表《论文化》，对斯宾格 勒其人其书作过介绍。吴宓也对斯宾格勒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过努力。（注：参见王敦 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传播--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 读后》，《历史研究》2002年4期。）至1940年代，林同济、雷海宗重谈文化形态史观， 实际上是希望以一套文化形态构想，探索时代特点和民族存亡的理论问题。林同济的观 点之一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他认为“世界史上的大战国时期”在16、17、18三个世 纪已渐呈雏形，20世纪40年代可认为是又一度“战国时代”来临。他的想法颇类斯宾格 勒关于世界已是极权主义时代的想法。尽管人们对此学派的出现，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民族救亡时期的思考和研究，已经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外史 学交流的有影响学案。
    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 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我们知道，当西方史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通过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1903年，马君武撰写论文《社会主 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 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马克 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原理简 要评述。（注：《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26日初版。）至“五四”运动前，《共产党 宣言》、《社会主义神髓》（日本早期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撰）、《社会主义经济论》（ 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撰）等论述唯物史观著作的部分章节，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 的还不止一个译本。（注：如1903年初版于日本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五四” 前，至少有3种中文译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在于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 主义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介绍和宣传。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 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 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注：《李大钊 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明确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 克思”。（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页。）1924年，李大 钊出版《史学要论》，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当时，蔡 和森、李达、瞿秋白、李汉俊、陈望道等，都翻译或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唯 物史观的著作。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郭沫若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一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力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出现，是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一个重大事件。后来马克思主 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一般的中外史学交流的学术意义范畴。随着1949年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要史学流派。
    我们再回到第二方面的问题，即西方学者来到中国、了解中国学术，与中国学者走向 西方、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学术的问题。这是我们回顾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所必须面对 的问题。
    20世纪初，在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的倡导下，欧洲汉学界与中 国学术界的交往由个别行为逐渐蔚为风气。沙畹本人，曾经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参赞唐 复礼的帮助下，翻译过《史记》。1907年后，几度来华考察，与中国学者有交往。沙畹 影响下，各大弟子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阿列克（V.Alekseev）、叶理绥（S.Elisseev）、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都很重视与中国学者交往。马伯乐曾于1908、1914年两次来华，作过佛 教美术资料的考古调查。伯希和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搜求，对我 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皆有深刻研 究。他数度来华，与新旧学者多有交往，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
    欧洲其他国家，也多有来中国了解中国学术的学者。德国方面，30年代中期，由于局 势恶化，汉学家出走，富克斯（Walter Fuchs）、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卫德明（Helmut Wilhelm）、石坦安、谢理士（Ernst Schierlitz）、艾克（Gustav Ecke）等人，一 时云集北京。英国方面，庄士敦在华时间较长，与新旧学者联系广泛。抗战时期，李约 瑟（Joseph Needham）在大后方，也与不少学者结下友谊，完成其名著《中国科技史》。 俄国方面，由于地缘接近，学者与中国学者也交往密切。彼得堡大学的伊凤阁（A.I.Ivanov）曾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阿列克在俄汉学界成就最高，与北大国 学专家常有联系，互赠出版物。（注：关于这方面情况，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 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研究中，已有涉及。）
    20世纪初的中外史学交流中，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是一个重要营垒。燕京大学校长司徒 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确定当年办学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 长，以求多获益处”。（注：《在燕大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9月24日。）他促成 了与哈佛大学联合办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大通过互派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中美双 方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美国方面的人才有：魏鲁男（Ware,James Roland）、舒斯 特（Schuster,Carl）、施维许（Swisher,Earl）、毕乃德（Biggerstaff,Knight）、卜德（Bodde,Derk）、顾立雅（Creel,Horrlee Glessner）、戴德华（Taylor,George Edward）、 西克门（Sickman,Laurence）、赖肖尔（Reischaner Edwin O.）、芮沃寿（Wright,Arthur Frederick）、饶大卫（Rowe,David Nelson）、倪维森（Nivison,David Shepherd） 等。他们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成为美国汉学骨干力量。中国方面，一批优秀学 者也纷纷到哈佛留学，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周一良、陈观胜、 蒙思明、王伊同、王钟翰等都在入选之列。杨联陞也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 助，毕业后留在哈佛，后来的许多美国汉学家出其门下。洪业是当时这些活动的重要组 织者。这些人的学术造诣在国际上达到很高水平，成为海外介绍中国史学的最有影响的 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