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出现转机，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异乎寻 常的热闹。他们注意对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农民战争研究方面，有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历史系刘广京的长篇论文，研究中国农民战争中的理论问题，题目《世界观和农 民反抗：后毛时代史学反思》（1981），这是用力很深的学术论文。1989年，卜正明（
    Timothy Brook）主编了题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论文集。（注：Timothy Brook :The Asian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M.E.Sharoe,Inc.1989）。这部论文集收 入的论文总共有12篇，引言是卜正明本人撰写，其它刊登的主要是吴大坤、赵俪生、王 敦书、胡钟达等中国学者的文章。还收有中国学者1978-1988年间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的论文目录。在此之前，英国伦敦出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科学和政治》（1981）一书 ，此书是文献集，A.M.Bailey J.R.Llobera主编。）这篇论著在美国颇受重视。阿尔夫 ·德里克教授在书评中强调了这本著作的文献价值。（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49,Issue 3（Aug.,1990）。阿尔夫·德里克的书评结尾道，主编和翻译这本著作 的专家是应该祝贺的，他们把这样重要的问题带到了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面前。 ）他们还高度关注中国《史学情报》和《史学年鉴》的出版。《亚洲研究杂志》等学术 刊物都有评论文章。1978年，魏斐德还撰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历史学》， 对中国史学的趋势做了展望，称中国历史学的新转折已经来到。
    在其他国家，80-90年代以来，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在发展。在韩国，李润和的《中 韩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1994）是一本关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专著，已经翻译成中文 。在德国，罗梅君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形成》也已经出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翻译出版。在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历史部 的维特金（R.V.Viatkin）组织人员将《史记》翻译成俄文本。这个事情在美国也有较大 反响。宾州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专门撰写书评，发表在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 。在加拿大，学者詹尼弗（Jennifer W.Jay）著有《纪念和官方的阐释：宋代忠君者的史 学》（1990），这是其专著《王朝之变：十三世纪中国的忠义问题》中的一章。作者认为 文天祥的文集是这一特色史学的发端。在澳大利亚，学者们也撰写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 专著。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关注，是中外史学交流加强的重要标志。
    世纪之交，中外史学交流的新特点在于，海外学者不再不负责任地说中国古代史学是 剪刀加浆糊，而是很关注中国史学的本质特色和对西方史学的借鉴意义。1995年，史华 兹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若干比较性的思考》的论文中，着重分析中国史学的特 色问题。他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古代史学，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 历史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天或道的 看法显示出中国人还是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而且我认为像中国 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 过程的观念。”（注：史华兹文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 ，稻香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史华兹的分析给人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促使人们进 一步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征及其对西方史学的意义。1994年2月，伊米拉学院的学者 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发表题为《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 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的长篇论文。哈代文章中，将司马迁的观点和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做了比较。哈代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对西 方史学家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而且也许是很有趣的典范，因为它恰恰是西方 史学家为摆脱传统历史编撰模式所苦苦思索的问题。哈代试图引出“具有全球意义的话 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卡伯格（David C.Schaberg）教授的《过去的模式：中国古 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是近些年涌现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有影响的著作，2001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在他1995年博士论文《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左传>、<国>中的语言表述》基础上完成的专著，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著作--《左传》、《国语 》。（注：关于这篇文章的介绍，可参见朱政惠：《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史学史研究》2003年4期。）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两本古代文本的探讨，寻找中国史学 的起源。斯卡伯格认为《左传》和《国语》构成了古代中国历史叙述的基本架构。他并 认为，公元前的这两本著作，以孔子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显示聪明 的中国人知道如何来写历史；高教养的贵族利用语言形成记忆，寻求规范社会的准则。 斯卡伯格的著作获得2003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总之，专家们都显示了这样的期 待：从中国史学内部寻找有价值的、可以和西方史学互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
    在中国方面，学术交往推动了西方各种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择大要而言，商务印书 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主要有鲁滨逊《新史学》、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 学家》、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维柯《新科 学》等。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有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 势》、勒高夫等《新史学》等。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 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等《历史学家与数学》、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 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等《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托波尔斯基《历史方法论》、摩尔《民主和专制 的社会起源》、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迈克尔·米特罗尔等《欧洲家庭史》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有茹科夫《历史方法 论大纲》、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 的贫困》（华夏版译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勒高夫和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 新方法新对象》等著作。这些系列丛书，规模和数量都超过以往。（注：这些书籍可参 看张广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见《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同样，中国学者也关注海外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做了比 较多的工作，《外国研究中国》（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是当时最早介绍海外研究中 国的刊物。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还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编著“国外研究中国丛 书”，介绍美国、日本、俄苏的汉学、中国学状况。1994年，该中心还编著出版《世界 中国学家名录》。8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海外汉学介绍与研究的力度增强。两套大型翻 译丛书出版：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在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出版 了若干与海外汉学有关的“译丛”，如“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等。在北方，辽宁教育 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中国古代典籍导读》（鲁惟一主编，李学勤 等译）等入选。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海外珍藏善本丛书”。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关于中国典籍文物在海外的流布情况，国内也出现有专门研 究著作，如《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等。还有 如《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严绍璗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江户时代的 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研究》（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欧洲 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李孝聪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稀见清世史料 并考释》（王庆成著，武汉出版社，1998年）等。这些著作的作者都将近十年来在英、美 、俄、日等地见到的稀见资料整理，进行专门介绍。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和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在国内翻译出版。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还出版有《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升译），全面介绍了法国中国学的历史 和现状。（注：参见任大援：《“汉学”与“中国学”20年来国内出版物览要》。见http ://www.historychina.net/qinghistory/research/Index.aspx?id = 138&articleid = 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