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辨伪的理论与方法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罅漏。
    首先，从理论前提来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正是建立在崔述所谓“是何世益 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这一质疑的基础之上。（注：崔述：《无闻集》卷三《<曹氏>序》，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页。）这也 就是说，“层累说”认为“所闻宜略”的后人不可能比前人知道更详细的古史；如果“ 反益详”，那就一定是“造伪”。显而易见，这一理论前提完全排除了后人可以掌握比 前人更多史料的可能性，未免太过于武断。（注：杨宽便认为层累说“颇多疏略；亦且 传说之演变不如是之简单”（《中国上古史导论》，1938年1月，《古史辨》第7册上编 ，第104页）。顾颉刚也自承：“论断或落于主观，以致有武断及深文周纳之处，又如引 用材料或有错误，以致所作的记载有不合事实之处。”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 义·自序一》（1930年1月3日），《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页 。）其实，“世益远”而其所闻“反益详”的情形，在世界历史上往往屡见不鲜。即以 《老子》一书为例，魏晋时人仅得见王弼注本与河上公注本，而北齐武平间开项羽之妾 冢，便获已佚之《老子》抄本，当时寇谦之也得安丘望本，仇狱又有所传河上丈人本。 至唐初，傅奕遂据此数种版本，校订成《老子古本篇》，其中对《老子》原貌的了解， 无疑较此前更为全面。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发现汉初帛书《老子》甲、乙本， 近人据此对《老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更有了新的认识。又如，古代埃及虽拥有悠久的 文明史，但由于历经劫难，特别是因为其象形文字已成为一种死文字，不再使用，也无 人能辨识，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埃及的古代文明知之甚少。而到了近代，通过众多学 者对象形文字的释读，这种状况则发生了明显改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基本重建了埃 及史。（注：详参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 1年版，第71-77页。）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它们都论证了在历史研究方面，后人 完全有可能通过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获得比前人更多更新的认识，而这显然也说明了 “层累说”理论前提的偏颇。
    其次，“古史辨派”由于在辨伪方法上，过多地运用了“默证法”，从而直接导致了 某些结论的不当。
    1925年4月，张荫麟在《学衡》上发表了《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敏锐指出顾颉刚的研究方法犯了无限度地使用“默证”的错误。所谓 “默证”，他解释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此历史观 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 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他还阐明：“默证之应用及其适 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 限度。”他同时还引述法国历史学家色诺波的话说：“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 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 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是以默证方法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 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 习知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象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而在他看 来，顾颉刚仅据《诗经》、《尚书》中没有记载尧、舜的事迹，便轻率断定“尧舜禹的 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 注：张荫麟：《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顾颉刚编：《古史辨》第2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271-273页。张荫麟后来还曾申明：“吾人非谓古不可 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 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 ?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见张荫麟：《评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古史辨》第2册，第15-16页。）
    张荫麟此论一出，很快获得了不少响应。1928年，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登载了 一篇署名“绍来”、题为《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颉刚的<古史辨>》的文章。 作者在该文中严厉批评顾颉刚“专就《诗》《书》求证，已不免偏狭”，“此种毛病， 在消极的否定的方面，尤其显著；因为假如说，凡《诗经》上不见的便不是战国以前的 事，须具两个条件：（一）《诗经》是战国以前唯一的书籍，（二）《诗经》记载一切-- 至少是大半--古代史实。但是《诗经》不是战国以前唯一的书籍，也不能记载所有战 国以前的史实呀！……因为战国以前的书决不止《诗经》、《尚书》（《尧典》《皋陶谟 》在外），不能因此便推定尧舜是后人假造的呀！”（注：绍来：《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 件--质顾颉刚的<古史辨>》（1928年11月28日），《古史辨》第2册，第419页。）
    1930年，梁园东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一文。在此文 中，他同样也针对“古史辨派”的“默证法”强调：“绝不应只因为他所说的某时历史 ，不见于某时记载，就都认为是他的假造，是骗人的，这个‘辨伪的方法’，就离开历 史的研究十万八千里了！”（注：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续）》（1930年10月1 5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24号，1930年12月25日。）
    此后，徐旭生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时，也指出“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 偏颇，“主要的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 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 代，却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增订本），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