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因为片面强调考据，导致了许多大学国文系课程明显偏重于训诂考据，而忽略 了对文学本身的鉴赏。（注：关于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设置，胡适在1934年2月14日的日记 中曾承认：“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 赏与批评的；创作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325页）。不过，他这一反省并未能扭转当时所盛行的风气。）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 针对清华国文系的课程设置状况评论说：“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 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就是说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他们不喜欢训诂、考据，而 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为爱好文艺而 进中国文学系，乃至弄到触处是训诂、考据，不免有‘误入’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受 骗。”（注：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48年12月22日条，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242页。）
    其二，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 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 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 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5页。）确实，由于过于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对疏通与推论，“ 整理国故运动”在某些缺乏史料的问题上，难免显得无能为力。譬如，史语所虽在考古 发掘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毕竟无法将中国上古史的原貌重新完全复原，而它 又向来以所谓“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相标榜（注：傅斯年就提出：“我们反对疏通， 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 ，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 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 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 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傅斯年：《历史语言 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 0-181页。），以至于长期以来，一部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始终付之阙如。有鉴于此，李 济晚年就曾反思说：“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说得简单一些 ，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应该根据科学的事实写历史，同时也应该用文学的手段写历史。 ……因此，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 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注：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年1月11日） ，《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其三，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订整理为主， 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它欠缺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不可能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 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目的。（注：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 物布洛赫甚至严厉地批评说：“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 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 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见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关于这一点，牟润孙曾经十分尖锐地 针砭说：“综观此一时期之史学，当其初也，沿袭五四以来之积习，仍多以考据为专业 ，而偏重材料。……治史者咸致力于寻求罕见之典籍文物，苟有所获，则不问事之巨细 ，题之轻重，旁徵广引、附会渲染以为文章。……今日史学之衰，在于舍义而言事，抑 今之治史者，又往往以追寻琐屑之事为务，诚所谓未闻大道也。”（注：牟润孙：《记 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下篇），《思想与时代》第118期，1963年。）
    尤其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些机构与 团体，十分强调史学的自然科学化，甚至还为此提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 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口号。（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 年选集》，第183页。）这一方面，固然大大增强了史学研究的科学色彩；但另一方面， 这种将史学径直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做法究竟是否妥当，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客观 来看，在史学研究中，引进或借鉴自然科学的一些工具和方法，无疑有助于我们收集与 分析史料；不过，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本身是既往已逝的，不可直接观察和重复 实验，这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可供直接观察和反复实验，无疑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 也由此决定了这两种学科的不同特点。因此，如果简单地将史学研究视为自然科学的一 种，显然并不合适。而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看法则“不仅是一种瘟疫性的错误，而且 对历史思想本身也是一种经常的危险”（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20页。） 。
    二、疑古思潮的偏颇
    除了考据史学的局限之外，“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还反映在疑古思潮的偏颇上。
    毋庸置疑，由“古史辨运动”所激起的疑古思潮打破了传统的古史观念，揭示了旧有 古史体系的不可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谓凿破鸿蒙、廓清迷雾，给长期处于凝固封闭 状态的古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极大推动了古史研究的进展（注：郭沫若便 承认顾颉刚一系列的古史辨伪“的确是个卓识。……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 道破了”（郭沫若：《评<古史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六节》，1940年 ；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63页） 。钱穆也说：“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 ，确有见地。”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0页。）和中国史学 的现代转型（注：余英时即曾提出：“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 奠基人。”见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顾潮编：《顾颉刚学记》，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42页。），同时也积极配合了当时反封建、反迷信的思想解 放潮流的发展（注：白寿彝先生就认为顾颉刚“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像的工作，本身 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见白寿彝：《悼念顾颉刚先生》，《历史研究》1981 年第2期。）。胡绳就曾评价说：“我以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 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 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注：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 《枣下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李学勤也客观指出：“由中国 当时的思想史来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因为这一思潮的兴起，有 利于冲决封建思想的网罗，和后来‘打倒孔家店’也有联系，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应给 以充分的肯定。”（注：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版，第39页。尹达也曾说顾颉刚“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 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中华学术论文 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