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威尔逊“世界美国化”主张的提出
    19世纪的国际政治观念主要是以欧洲背景为基础形成的。但是，美国与欧洲政治家们的国际政治观念自始就有所不同。不论信奉“理想主义”，还是推崇“现实主义”，美国政治家们都强调美国的“独一无二”和“不同凡响”，强调美国人具有热爱“和平”、“自由”的“道德优势”，表现出拒绝认同欧洲传统的立场。美国舆论自始就强调美国与欧洲是“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宣称美国肩负着以其自身理想“改造世界”的使命。按照他们的说法，欧洲充满相互冲突的“利益”、“野心”、“阴谋”和“网罗”，这是专制制度使然；而“新世界”则因为具有“道德优势”，必须避免、也可以避免重蹈欧洲覆辙。于是，“民主”与“专制”对立成了美国与欧洲国际政治观念不同以及美国选择不同道路的基本原因。
    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写道：“以主权国家为支点，国际关系理论有史以来一直忙于解决的是‘战争’与‘和平’、‘无政府’与‘秩序’这些二分对立的现象。”[12]（p.4）然而，正是在这些“二分对立现象”的认识上，威尔逊几乎完全继承了美国人的传统观念。按照他的诠释，欧洲成了国际社会“战争”与“无政府”状态的典型，而美国则是爱好“和平”与“秩序”的典范。他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制度上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威尔逊常常把英、法“民主国家”与德、俄、日等“专制国家”区别对待，但他并没有把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而是把战争归结为“旧世界”制度的产物。早在1914年12月，威尔逊就说过：“不久就可以看出，并不只是德国对战争负责，在我们看来，其它国家也得承担部分罪责。其它国家可能也有责任，没有惩戒性的胜利或处罚也许更好。”[13]（p.459）他在1916年的演讲中分析说：“你们可知道导致当前这场战争的原因？……据我所知，战争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欧洲国家中一直滋生着相互之间的猜忌，对本国和另一国计划的相互猜测，相互交错的结盟和条约体系，复杂的阴谋和间谍网络，这使人类大家庭卷入了对岸的各种网罗。因此，在这场战争过后不久，你们还会遭遇另一场类似的战争。”[14]（pp.531-532）威尔逊深信，除非改变制度，另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一旦改变制度，和平合作就可能成为国家间的共识，战争与冲突将不再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于是，英、法惟有秉承美国这样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和显著“道德优势”的“民主国家”的旨意，才能加入到爱好“和平”和“自由”国家的行列；否则，它们同样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成了英、法两国政府不断怀疑和批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重要原因。
    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心目中，“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始终是他们看待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问题的基本概念和基本依据。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传统观念出发，基于对时代变化的感受，威尔逊拒绝了作为欧洲国家经验的“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等基本概念，拒绝了关于战争与冲突是国际关系常态的观念。威尔逊曾经以德国为例分析了“权力”的危害性。他在对劳联的演讲中分析说：德国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工业和技术优势，本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国内的专制主义造就了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军国主义特征，造就了德国统治者迷恋“权力”和无视“权利”的特性，使德国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普遍采取了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不平等竞争形式，使它走上了到处以武力掠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扩张主义道路。[15]（pp.11-17）在谈到“利益”时，威尔逊说：“利益并不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利益使人们分裂，因为一旦利益调整稍有出入，嫉妒马上就会出现。”[16]（p.550）按照这一逻辑，势力均衡之所以不可行，正因为它是“由相互竞争的利益的不稳定平衡所决定的”[17]（p.532）。威尔逊在意大利议会的演讲中说：“必须有替代品代替势力均衡”；“我们知道不能再出现又一个势力均衡。这种尝试做过，而且发现它不符合需要，因为在所有理由中最重要的是其内部不能保持平衡，而且，不团结的力量就不能够在人类事务中成为平衡力量。”[18]（p.599）“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都是欧洲“传统均势现实主义”观念中长期存在的核心概念，并不会因为威尔逊的批判而消失，但对这些概念的否定，意味着威尔逊拒绝接受欧洲国际政治观念的倾向十分明显。
    对“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等概念的否定意味着对欧洲保守主义国际政治传统的批判，而对列宁倡导的革命外交原则的否定则意味着对人民革命的仇恨和敌视。威尔逊把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视为“现代社会产生于绝望中的激进主义”，视为欧洲大陆民主主义观念的产物。因此，他批评保守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当代世界哪些力量是不加约束的”。他相信：“自由主义是唯一可以将文明从混乱中解救出来的力量……自由主义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要使文明避开飓风的袭击，它甚至必须是激进的。”[19]（p.90）
    按照威尔逊的逻辑，美国是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标本，任何不符合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观念都是危险的，唯有“皈依美国的原则”和遵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才是世界希望和出路所在。显然，威尔逊的目标就是要最终实现世界的“美国化”，或者说，就是要使世界接受美国的“原则”或“道义上的世界领袖”地位。他说：“外国政治家们已经谈论美国威胁，谈到工业和社会的美国化。他们还害怕政治的美国化，他们模模糊糊为美国实力增长后出现的明显结果而感到担心。……当我们审视自身并准备在更广泛的国际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时，我们更多地关注过去和人性而更少盲目地指望未来和免于不幸的时候已经到来。”[20]（pp.137-139）从威尔逊“世界美国化”的理论逻辑看，他对欧洲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和列宁革命外交思想的否定，既是基于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全球扩张需要的认识，同时也是因为受到美国相对独特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并借用了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