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威尔逊“改造世界”构想中的自由主义烙印
    在孤立主义时代，美国政治家们强调美国要远离欧洲政治。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美国的崛起，他们转而强调要全面介入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政治事务，通过积极主动的“干预”，按照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改造世界”，威尔逊就是这种全球扩张主义理想的主要代言人之一。按照威尔逊的相关论述，美国理想化的世界秩序至少应包括国际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国际和平合作和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等内涵。这些“改造世界”的基本构想，无不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扩张要求，但也无不带有美国相对特殊的民主自由观念的烙印。
    建立以“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威尔逊“改造世界”构想的重要方面。“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的提出，当然是为了保证美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非军事优势实现全球扩张。但是，威尔逊不仅一向把“自由贸易”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而且视之为“自由思想的伟大养育者”[6]（p.11）。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通过保证经济上的“利益均沾”和“机会均等”，实现美国的经济扩张与和平渗透。但是，按照威尔逊的逻辑，这也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自由”与“和平”。
    面对全球范围内不可遏止的民族主义潮流，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民族主义潮流的不可遏止，殖民地、势力范围妨碍着世界共同市场的完善和美国新扩张主义目标的实现，列强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严重影响到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这些显然是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原则和反对列强抢占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基本原因。从实现美国全球经济渗透与和平扩张的目标来看，“民族自决”与“自由贸易”、“门户开放”是完全一致、相辅相成的。但是，按照传统的美国民主自由观念，国家权力乃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对它国的侵略和奴役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显然，这一传统观念也成了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权利的重要依据。他公开宣布：“不明白和不接受这样的原则，即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那么，任何和平都不能持久，或者说都不该持久。任何地方都不该存在这样的权力，即从王权到王权来统治周围各民族，好像他们是其所属物似的。……那些迄今还生活在与自己的信仰和目标相反的政府统治下的各民族，他们的生命、信仰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安全从今往后都应该得到保证……我欣然相信，我在为各地那些至今还没有地方和机会来表达其内心真实思想的沉默民众代言……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将其政治组织扩大到其它国家或民族，应该让每个民族都不受妨碍地、不受威胁地、没有恐惧地、自由决定其自己的政治体制，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小国与大国、强国平等。”[21]（pp.536-539）他还强调说：“民族自决不仅是一个术语，还是行动必须遵守的准则，以后的政治家们将不得冒忽视它的危险。”[19]（p.88）
    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不仅是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原则的依据，也是他反对当时各殖民地国家立即脱离宗主国而独立的依据。他强调“民族自决”与“民主”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只有热爱民主也能够实施民主制度的殖民地人民才能获得自治权利。用他的话说，“只有那些建立了立宪政府的民族，才会有自由”[22]（p.52）。威尔逊始终强调，在建立民主自由制度方面，西方先进国家尤其英美两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最美好、最完善，先进国家应该成为落后国家和人民的“老师”，而那些落后国家和人民则是“学生”，必须接受先进国家即宗主国的教导。他说，“我们一直享有自由，现在我们将给予其它民族以自由”，但是，殖民地必须等待，“直到我们感到，我们所给予的秩序和他们应达到的自我发展程度得到最好调节之时”[23]（p.374）。关于美国的菲律宾政策，他的解释是：“我们占据这些岛屿是受那里人民的委托。……我们作为受托人的责任是使任何改革的安排最有助于他们的自由和发展。”[24]（p.15）他强调，“菲律宾人只有经过漫长学徒期，才能保证他们获得宝贵的自治，这是既无法购买也无法授予的。”[6]（p.25）
    避免战争，推进国际和平合作，实现“不战而胜”的扩张效果和称霸世界的基本目标，这是威尔逊及其同时代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的共同梦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美国非军事优势的发挥，离不开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威尔逊宣称，“美国的精神不仅是独立的精神，而且是和平的精神”，和平精神是美国最为关注的，因为美国精神“只能在和平中得到最好表达”[5]（p.375）。但是，如何才能保证世界的“永久和平”呢？除了推进“自由贸易”和“民族自决”外，威尔逊想到的是“世界舆论”和能够体现“世界舆论”要求的集体安全组织。在这里，对“世界舆论”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他关注国内民主政治中“民意”作用的经验，而集体安全思想则是当时美国进步主义分子关于加强“社会控制”思想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和延伸。显然，威尔逊的国际和平观同样不能离开他关于国内民主政治的经验。
    威尔逊对世界和平力量的认识，也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虽然强调“世界舆论”的作用，但威尔逊并没有简单地把推进国际和平合作的希望寄托于世界舆论。他无法忽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列强共同合作以保持美国所需的世界和平秩序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但当时不同国家对国际和平合作的态度各不相同，列强的共同合作只是一种理想。于是，威尔逊把大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归结为“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的对峙，而这正是美国传统的“民主”与“专制”对峙观念的延续和发展。从“民主”与“专制”相互对立的观念出发，威尔逊把德、日、俄等专制国家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德国则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威胁。他认为，德国哲学“本质上是自私的，缺少精神性”[25]（p.462）。世界战争爆发后，威尔逊并不相信德国可能入侵美国的观点。但是，他认为，一旦德国获胜，美国就会被迫全副武装起来，而按照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观念，国家军事化必然会限制或束缚公民自由权利，威胁到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尽管民主国家之间同样可能发生战争，但威尔逊坚信，在法国革命后，民主国家已经学会了“自我控制”。[26]（p.464）他相信，民主国家政府必然尊重民意，因而必然难以挑起战争，而专制国家则不然。他认为：民主国家间关系将变得越来越趋向理性，而英美则是“两个一同站在世界进步前沿的同类国家”；作为民主国家，英美两国完全可能实现和平合作；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两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将忠实地“按照自由的爱好来调整这一进程”[10]（p.18）。与此同时，他将德国视为背离时代精神的国家，其政府“身上覆盖着那个时代的奇怪装饰和原始权威，其时代与我们背道而驰，完全相反”。他宣布，德国政治家们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逝去的世界里”。他断言：既然战争是“一小撮分子而非伟大的主体舆论控制的那些国家”阴谋和嫉妒的产物[27]（p.569），那么，“只要人们的命运仍然决定在那些常作自私选择的一小撮分子之手”，和平就是不可能的。[28]（p.120）既然战争是专制的产物，民主国家间可以避免战争，那么，消灭专制主义就可能为人类带来“永久和平”。因此，威尔逊强调：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不是指“对任何大国的侵略，而是指对制度的进攻”[29]（p.537）；美国人热爱和平，更热爱“他们的政治生活赖以建立的那些原则”[30]（p.10）。战争期间，威尔逊对一群大学校长说，美国在战争中的目的不是侵略，也不是惩罚德国，而是为了“使世界免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哲学”；如果德国自私哲学获胜，“任何自由都不会存留或得到安全”。[31]（p.105）
    既然爱好“和平”、“自由”、“进步”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基本属性，而美国又始终被视为“民主国家”的榜样，威尔逊强调美国应担负起“领导世界”的使命。他说：“世界是充满希望的。……但世界没有可实行的纲领，没有领袖。”[32]（p.239）既然美国人始终认为欧洲“旧世界”道德上不值一提，威尔逊断言，只有美国既是人类公认的“开明律法和公正制度”的代表，又是“理性及自决原则的代表和公共力量和个人自由协调一致的代表”，因而美国应成为新秩序倡导者和“道义上的世界领袖”。[10（p.10-11）他相信，只有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其领袖和控制地位将被接受的国家”。[1]（p.65）他强调，美国应该成为国际舞台上“广泛的事务领域中的和平缔造者和领袖”。[33]（p.180）他宣称，作为世界领袖，“美国的命运和美国的领导权就是做世界之所想”。[34]（p.317）他说：“我确实相信天命。我相信上帝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我相信上帝赋予了我们自由主义观念；我相信人们依据他们自己对天意和天命的追随而依次被解救，因而我不能剥夺自己的希望--不仅是对自己的希望，而且是对这个国家的充满信心的希望--我们已被选中，而且显然是被选中向世界各国显示走向自由的道路。”[35]（p.443）显然，美国具有显著“道德优势”并肩负着“民主改造世界”的使命，这是美国人自立国以来始终坚信不疑的信念，威尔逊的“世界领袖论”正是对这种传统政治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美国人关于军队作用的传统观念对威尔逊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殖民地时期英属北美实行全民皆兵的民兵制度，人们不但把建立常备军视为不必要的举措和浪费，而且视之为对民主自由权利的威胁。人们往往把常备军与专制压迫制度联系起来。即便战时临时组建的军队，往往也要随战争结束而立即解散。尽管威尔逊政府积极推动扩军备战，使美国的扩军备战速度和规模都达到空前地步，但威尔逊始终把原因归结为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威胁。欧洲战争初期，威尔逊不相信对美国军事威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持反对扩军备战立场。他说：“我们没有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理想和原则，我们就不会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当“没有理由担心我们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任何威胁”时，就决不会“将美国变为军营”。[36]（p.422）随着时间推移，威尔逊逐步意识到了扩军备战的意义，转而竭力主张迅速扩军备战，建立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在看待其它国家时，把庞大军队与专制主义、军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基本观点并不会就此消失。与此同时，他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意义还有另一种诠释：既然美国始终是爱好“和平”、“自由”和“进步”的“道义力量”，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代表了“道义力量”。如美国学者艾斯帕西陀所述，对于威尔逊来说：“‘道义力量’一词并不排除在最后使用武力。事实上，威尔逊设想的所有外交干涉都是以成功的正义这一名义进行的；每当他感到有必要将美国军队投入战斗时，武力的使用就代表着道义行为。”[31]（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