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的通史著作或许未臻至善，却体现出民国史家在通史议题上的不断探索与坚持不懈，也体现了新旧史学交替转换过程中史家在史学建设发展上的自觉意识，成为民国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的通史编纂，为新中国的通史编纂积累了一些经验，打下了一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史编纂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通史”之名中国古已有之，所谓“《史记》创其规，梁武揭其名，而郑樵继其踪而扬其波也”（孙次舟语）。随着晚清西方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的传入，传统史学以“史学革命”的方式向现代转型。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先后提出编纂中国通史，在新史学思潮下对“通史”进行现代化的“格义”。以纪传、编年为代表的传统通史求年代、方国、事迹之通，重在体裁；新式通史则希望“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注重的是思想、眼光，即贯穿史迹、事件以成一系统的“通识”。此后，“通史”议题与史学转型相伴而行，形成编纂新式通史的热潮。
    与时代交相呼应
    在“新史学”思潮下，史界视通史为正宗，形成通史编纂之风。自清末民初中国史界提出“新史学”以后，第一个迫切任务便是“改造国史”，以解决“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的困境。当时，史家将通史编纂视作“改造国史的第一步骤”，是史学顺应时代潮流而发展的体现。
    1921年，吕思勉在讲演中说：“近人每好言著中国通史”，今日所要之“通”，不是“《通志》之所谓通”，而是与“学术进化趋势”相合。何炳松对介绍西方史学颇有贡献，他在《通史新义自序》中指出，史界因“吾国史家如章学诚辈对于通史之推崇”，“又鉴于近人介绍之西洋史学名著皆属通史”，形成了以“现代理想上之史著当以通史为正宗”的看法。被视为史学正宗的通史，与民国时期史学发展密切相关。通史编纂成为新旧各派史家一显身手的舞台，造就了民国史界一股特有的风气。
    普及历史知识、倡导民族主义的现实需求，进一步推动了通史编纂。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日益加重，而青年史地程度之差令教育界感到担忧。1931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颇为忧虑地指出，当时很多大学生“连普通常识都不具备”。1934年，吴晗在批阅清华大学入学试卷后，感慨中学生具有历史常识者“寥寥可数”。同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的演讲中，认为大学“史地程度之坏”“无以复加”，而且“影响民族精神很多”。不少学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重大的责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以通史激发民族精神，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一种选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即规定各校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同时，一批历史学者也自发思考“书生何以报国”。1936年，顾颉刚感慨“年来国势凌夷愈甚，国人皆知非提倡民族主义，将无术自存于世”，“史事知识普及于民众”，“唤起其爱国家爱民族之热忱，实为灌输民族主义最有效之方法”，“于是中国通史之需要乃益亟”。许多史家纷纷加入通史编纂队伍中。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出现40余部通史著作。
    “通史编纂”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与史学、社会、时势交相呼应，互相推攘。在此思潮中，涌现出许多以通史编纂著称的名家，盛况一时，比如范文澜、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王桐龄、邓之诚、缪凤林等均有通史著作印行出版。还有一些史家虽无已竟的通史著作行世，却有着强烈的通史情结，例如古史辨派的领导者顾颉刚以编纂通史为自己一项大事业，以隋唐史研究著称的陈寅恪以完成一部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生平志愿，以近现代史研究著称的郭廷以曾手书一部《中国通史》稿，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雷海宗也曾为编纂系统通史作过学术准备，胡适亦有撰写中国通史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