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理国故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1919年5月，《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刊出了毛子水的文章《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针 对《国故》月刊大力提倡“国故”、提倡“古文”的号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国故 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在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没有重大的 贡献”。随后，张煊在《国故》月刊上发表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 ，针对毛子水的文章提出批评。毛子水在《新潮》第2卷第1号上又发表《<驳<新潮><国>篇>订误》一文，对张煊文章的观点逐一作了反驳。双方争议的问题围 绕着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含义的理解、对国故的概念和地位的认识、对国故进行整理的 方法和意义等方面。
    胡适对这场争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待国故的问题，应当抛开有用无用的 “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去追求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涉及“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注：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不久，《新青年》第7卷第 1号上发表了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他将新思潮定义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首次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不失时 机地将整理国故纳入了新思潮的范围中。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守旧派阵营的影响不 断衰减，整理国故运动呈日益高涨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整理国故、如何理解 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意义、整理国故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等必须予以 回答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为此，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对上述 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 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 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 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 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 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这里虽然讲的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但是他却提出了“中国文化 史”的概念，他所说的“文化史”包括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 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是一种广义的文 化史的范畴，实际上包含了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代之以要求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即“ 文化史”来统整“国学”的诸多内容，换言之，“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学的范畴与内容作了新的界定，希求以各种现代意义的 专史研究充实于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建构以“文化史”为特征的新的历史学。今天 看来，胡适的想法不无道理，而且经过自那以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史学至今也的确形 成了在诸多专史研究基础上的历史学的研究格局。然而，在胡适的以“文化史”为主的 历史学范畴里，传统的史学研究体系是否就应完全被取代？经过长期发展有着丰厚积淀 的传统史学怎样转型为现代史学？在当时，胡适理想中的“文化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得以实施？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弄清楚的，也不是整理国故本身就可以解决 的。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正是这些问题的真实反映。
    就在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后不久，1923年2月，清华学校《清华周刊 》的记者写信给负有盛名的胡适和梁启超二人，请他们分别为将要去国外留学的清华学 校的学生开列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很快开列出来，并将这份“书目”公 开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后又在《读书杂志》上转载。大约在两个月后 ，梁启超也开出了他所认定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对胡适的 “书目”进行了批评。既然是“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当与正将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 有着密切联系，而胡适与梁启超这两位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上竟有如此差异，却也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事情本身，使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进一步 扩大，而事情的背后，则涉及到了对国学和整理国故的诸多不同理解，更与对历史学学 科范围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关系密切。
    二“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引起的争议
    胡适开列的书目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和“文学史之部”三大类，总共有1 87种书。胡适在书目的前面先写了一个“序言”，他首先声明：“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 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 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 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 言》，《胡适文存》二集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65页。）他说明了自己为 什么拟定这样一个书目：“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 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 手的法门。”（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胡适文存》二集卷1 ，第165-166页。）
    胡适之所以拟出这样一份书目，显然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即摒弃先通音韵训诂的老 套路，因为“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他尝试“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 ”，用这个系统的演进顺序作为治国学的门径。这与他倡导的治国学应具有“历史的眼 光”、“系统的整理”以及“索引式的整理”等方法一脉相承。说明正是在他对整理国 故进行了新的诠释之后，影响到了他以前关于治国学应先通音韵训诂作为门径的观点。 胡适对治国学门径的新的解释，即是他整理国故的观念的反映，或者说，这份“最低限 度的国学书目”，是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