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胡适基于这种“用历史的线索”及其“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来治国学的想法 所拟定的书目，为当时许多人所不理解。譬如，钱基博引其友人的话说：“余见某氏《 国学入门应读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然论其数量， 则已逾万卷；论其类别，则昔人所谓专门之学者，亦已逾十门；凡古来宏博之士，能深 通其一门者，已为翘然杰出之材；若能兼通数门，则一代数百年中，不过数人；若谓综 上所列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注：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 商兑》，《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6页。）如果说 这番议论多含嘲讽之意而不必过分重视的话，那么对胡适十分敬仰的清华学生的反映则 更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清华学生也认为与他们所希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的初衷有很大 差距。当他们看到胡适的这份“书目”后，不仅没有欣然接受，反而疑窦丛生。他们致 信胡适，表示了不解，并向胡适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 学范围太窄了。先生在文中并未下国学的定义，但由先生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 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么？先生在《国学季刊》的 “发刊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 ，这是先生在该宣言里指示我们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先生不在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以 后，加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字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呢？”（注：《<清华周刊>记者来 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6页。）这个问题如果按照胡适拟定书目的思路去看， 确实不易解释。胡适的中国文化史系统是他为整理国故所规划的一个前景、一个未来的 框架，换言之，是一个理想中的现代学术研究的学术分类体系，而他列出的书目，却完 全是依据在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下经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典籍，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当时 仅仅是刚刚开始，如果这时就希望用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去“整统”旧有的国学典籍，的 确为时尚早也勉为其难。胡适所能做到的是暂时区分出思想史和文学史两部分书籍，前 者主要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的经、子、集为主，加以佛学典籍和少数史部书，后者主 要以集部书和诗、词、曲、小说等为主，假若想要再行扩至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字史之 部、经济史之部……，实际操作起来是很难办到的。可以说，胡适是陷入了自己给自己 设定的难题中去了。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给清华学生的回答也不十分清楚，他只是说 ：“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 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 录二·答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8页。）
    清华学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 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 我们以为定清华学生的国学最低限度，应该顾到两种事实，第一是我们的时间，第二是 我们的地位。……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 间太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 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注：《<清华周刊> 记者来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6-187页。）对此，胡适解释说：“关于程度 方面和时间方面，我也曾想过，这个书目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我动手之后就不知 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这书目的人，从这书目里自己去选择；有力的 ，多买些；有时间的，多读些。否则先买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后还可以自 己随时添备。若我此时先定一个最狭义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没有伸缩的余地了。”（注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录二·答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8 页。）这样的解释也有些牵强，因为清华学生请他定的就是“国学入门书”，胡适自己 也称之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放宽限度，则与初衷相悖，难怪梁启超说他是“文 不对题”了。不过，胡适在这里还是表示留学生应当多读一些书，不应以为要去国外读 外国书或学习其他专业而放松了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所当具备的国学知识与素养。
    为了符合“最低限度”的要求，胡适在所列书目中再行圈定“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并声称这些书目“真是不可少的了”，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 《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等39种书。
    梁启超在4月下旬拟定了自己的“书目”。他说：“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 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 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胡适文存》 二集卷1，第191页。）他给这份书目定名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要目” 和三份关于“读法”的附录，后者分别是“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话”、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由此可见，梁启超是在看过了胡适的“ 书目”之后，有针对性地列出了自己的“要目”，并且对治国学做了一番论述，对胡适 的“书目”作了批评。
    梁启超的“要目”分五个部分，包括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 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总共133种。在此基础上，梁 启超考虑到“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又拟 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等20余种 书。他同时强调，“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 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一·最低限度 之必读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23页。）
    胡适、梁启超所列书目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从数量上看，胡适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有187种，以后又再行选出的“实在的 最低限度的书目”也有39种；梁启超列出“国学入门书”有133种，又从中选取“最低 限度之必读书目”，仅20余种，梁列书目明显少于胡。
    从分类及内容上看，胡适将所有列出的书目分为工具书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 部3个部分；梁启超将所列书目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 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鉴书类5个部分，另附一个最低限度之必 读书目。
    从介绍书目的方法上看，胡、梁二人的不同更加明显。胡适在每种书目的后面，一般 简单注出该书的作者和版本，个别书目后有少量文字介绍，偶有对所列书目的一点解释 ；梁启超在所有书目的后面都写了类似解题性的文字，长者达千言，主要介绍该书的内 容、特点、价值、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时时指导读者阅读的方法和重点，何宜精读， 何宜浏览，读到何种程度，有哪些参考书等。
    梁、胡除了将自己的著作入选书目外，对对方的著作亦予以肯定并选入，这说明尽管 梁、胡二人对“最低限度”的国学入门书在入选书目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们对于 对方的和自己的著作均有资格入选的见解与自信倒是相同的。胡适选择了自己的两部著 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章实斋年谱》）和梁启超的一部著作（《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选择了自己的三部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 历史研究法》）和胡适的一部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又以参考书的方式介绍了 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这也是在这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中的一个十分有 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