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了胡适拟出的书目后，梁启超按照自己对国学的理解拟定的入门书目，多少含 有一些专门针对胡适书目的意思。为了清楚地表明这些意思，梁启超专门写了一篇《评 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对胡适列的书目予以批评：胡君这篇书目，从 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注：梁启 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36页。）。这个评价与清华学生的质疑在内容上基本一致， 只是由于地位的不同，梁启超的批评较之清华学生的提问，少了些许求教与客气的口吻 ，而是直截了当。他在评论中开门见山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 不对题。”“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 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 读法·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 31-232页。）。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胡适并没有申辩或反驳。或许他也看到了自己列的书目中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或许他认为梁启超等的意见是与他在相关问题上的更深层次上的认识存在 着差异，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讲得清楚。胡适只是把自己列的书目、清华学生的质疑书 、他的答书、梁启超列的书目、梁启超写的“治国学杂话”、梁启超对胡适书目的批评 统统放入了《胡适文存二集》中，孰是孰非，是褒是贬，留待世人评说。
    由国学必读书目引起的争议，在当时主要表现在开列这样的书目究竟有没有用处、应 当如何开列国学书目等问题上，如吴稚晖在一篇批评整理国故运动的文章中，指称国学 书目是“灰色的书目，是一种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的东西”。（注：吴稚晖：《箴 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第二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0页。） 梁实秋不同意吴稚晖的观点，他认为，“我个人觉得这种书目对于一般浅学的青年是多 少有一点益处的”。（注：梁实秋：《“灰色的书目”》，《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 5日。）曹聚仁对国学书目提出质疑，“胡氏所列凡百八十余种，梁氏所列凡百五十余种 ，……即有聪慧绝伦之青年，排尽外务，竭其力以治之，月治一种，己叹观止，抑且治 梁目需十年以上，治胡目需十五年以上”，他断言如果依此书目治国学，“其人非愚即 妄”（注：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著《国故学讨论集》（上），群 学社1927年版，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9-100页。）。徐剑缘撰文《评胡梁二先生所 拟国学书目》认为胡、梁二人所开书目的“误点”在于，“他们太不懂教育心理学，他 们只知自己读书能力的神速，而不知我们读书能力的薄弱，他们只知自己家庭教育的深 厚，而不知我们家庭教育的空洞”（注：徐剑缘：《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许 啸天编著《国故学讨论集》（中），第258-259页。）。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当时整理国故 运动过程中，人们对开列国学书目这个现象的关注程度。
    然而在今天看来，我们更愿意从这次争议中所反映出的对历史学及文化史不同认识的 角度进行探讨。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因“科学”的提倡而被要求独立，但是又与正 在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纠缠在一起，国学（或国故）与史学两者间的关系与位置并不清晰 。胡适主张的“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用意是用现代史学的要求统整国学的内容，把国学的一切都用文化史来涵盖与区分，将整理国故引入新文化运动的轨迹：梁启超则更加看重传统史学的本来面貌，他也力图借鉴西学来规划“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是把文化史作为诸种专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二人对文化史的理解不同，一 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表现在国学必读书目上便产生分歧，但实质则殊途而同归 ，都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学必 读书目之争仍然令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