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适、梁启超对“文化史”的不同理解
    胡适和梁启超都曾大力提倡文化史，然而他们对文化史的认识其实是存在者很大差异 的，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中的背后，还蕴含着对所谓“文化史”的不同理解 。
    在梁启超看来，史书才是国学的最主要部分，是国学的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 读的”。如果不联系到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一套观点及其整理国故的系统想 法，单就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事而论，梁启超的批评合情合理。清华学生对胡 适书目的不解，亦同此理。那么，胡适是否就如此之轻视史书乃至史学了呢？回答当然 是否定的。胡适给国故下的定义是“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在《国学季刊发刊宣 言》中他明确指出“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 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 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 1号，1923年1月。）胡适经常自称有“历史癖”。他所致力研究的学术领域，大都可以 归入整理国故的范围，按照他对国故的解释，其实就是历史学的范围，如在文学方面， 他研究的是文学史；在哲学方面，他研究的是哲学史；他的考证研究，主要是围绕历史 人物与历史文献展开，同样属历史学的范围。但是在这份书目中，胡适毕竟极少涉及史 部书籍，最后还是在清华学生的质疑下，才加入了并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史书“九种纪 事本末”。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应当从胡适所持的对文化史的认识以及由此涉及 的对历史学的范畴和观念上的认知去寻找。
    首先，作为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传统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传统 史学也以批判为主，如他在“发刊宣言”中说：“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 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当年梁启 超对旧史学的“四弊”、“二病”的指责。（“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 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 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的思想在五四以后有了很大转变，对旧 史学也不再持20世纪初年撰写《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时那样的激烈批评的态度， 转而代之以更加理性的客观分析。在以激烈反传统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 新一代学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崇尚的是科学，主张用科学的眼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对于传统文化，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评判的态度”，而这又是以怀疑和否定为前提 的。1923年9月胡适写的《中古文学概论序》中有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旧史 学的态度：“做通史的人，于每一个时代，记载几个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几个权臣的兴 起和倾倒，几场战争的发动和结束，便居然写出一部“史”来了。但这种历史，在我们 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 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注：胡适：《中古文学概 论序》，《胡适文存》二集卷4，第261页。）。如此看待传统史学的价值，说明在胡适 的心目中，不仅以往史书值得一读的不多，而且在他所提倡整理的国故学的体系中也占 不到太重要的地位，传统史学是不能够纳入他的所谓文化史体系的。指引青年阅读国学 书籍，自然不会重点推荐传统史书。
    其次，在提倡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逐渐明确了这样的认识：“历史是多方面的： 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 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注：胡适：《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也就是说，胡适从概念上把历史学的 范畴给扩大了。在胡适看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当仅仅是记载历朝历代的兴亡更迭 ，而应当包括过去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传统史学中不被重视的那些内容。“国故学包括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广义的历史研究，把国学研究史学化，用历史的 眼光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并冠以“文化史”的名义，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就是胡适对历史学的范畴与研究目的重新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各传统学 科的研究领域被归拢于文化史而纳入历史研究的各专史领域，为史学学科化、建立现代 史学的分类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提高了历史学 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往人们所熟悉的“狭义的”历史学却在无形中失去了自己的地位 ，既然国学的一切都可以用历史学或文化史统而言之，那么专门的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 的意义呢？可以说，胡适的扩大史学范围的观念是以牺牲专门的历史学为代价的，这样 的代价反过来又损害了胡适的提高历史学地位的初衷。这样做的典型表现，就反映在胡 适所开列的国学书目上，而其后果便是不能为清华学生或梁启超等人所接受。
    梁启超也提倡文化史，他对所谓文化史的认识与胡适并不相同。在《中国中国历史研 究法补编》中，梁启超提出应做“文物的专史”，分政治专史、经济专史和文化专史三 大类，他将政治、经济、文化之于社会的作用，分别比喻骨干、血液、神经之于人体的 作用，换言之，文化在梁启超看来，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文化史亦是历史学研究的内 容之一。梁启超因而强调，他所说的文化史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仅指语言、文 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 发表，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 、文学、美术等”（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 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134页。）。梁启超没有完全将文化史联系于整理 国故，他所说的文化史是“狭义的”，仅是诸种专史的一部分。
    所以梁启超无法理解胡适开列书目的“文不对题”，无法赞同胡适对传统史部书籍的 视而不见。史学一直最为梁启超所重视，无论是他当初倡导“新史学”，还是他1920年 代以后专事学术研究的时期，历史学都是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 “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观矣”（ 注：林志均：《饮冰室合集序》，《饮冰室合集》，第3页。）。作为极其重视历史学的 梁启超而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胡适书目中对史学书目的吝啬：“我最诧异的：胡君为 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狭五义 》、《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 》、《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 三狭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 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他强 调指出：“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 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 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32-235页。）。在这份“国学入门书要目”中列入 《二十四史》在梁启超看来应属理所当然，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个文字最长的介绍， 从强调“前四史”与《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到特别推荐其列传之可读 性，从举出就事分类而读志的方法，到举出就人分类而读传的方法，为读者介绍如何阅 读浩繁的《二十四史》的入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