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含双重心理
    民国时期，诸多史家积极参与通史编纂，通史著作一部接一部陆续问世。时人感慨“每有一种通史出现”，“第一个冲动当然是表示极端的欢迎”。聂崇岐认为，这是因为“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缘故。但是，学界对已出版的通史又常常感到不满意，并由此造成对未来新的通史愈加渴望，这种心理长期隐含在通史编纂思潮之中。
    30年代以前，史界对晚清以来辗转稗贩的通史著作及教本感到不满意，是比较普遍的态度。1922年，顾颉刚指出：“现在没有一部较好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想是大家承认的。”两年后，他在《整理国史非空言所能为》一文中又说：“惟有中国史，从来不曾经过科学的整理，做成一部适当的教科书”，编教科书的人“此钞一段，彼袭一则，做‘换汤不换药’的事业。”1926年，与顾颉刚治学异趣却观感相同的柳诒徵也说：“清季迄今，学校林立，历史一科，人多忽之。稗贩欧风，几亡国性。寥寥可指，夏刘二书（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著《历史教科书》——引者注），夏仅及隋，刘限周季。弦诵之士，患其弗完。乞灵瑞穗，多本桑原。进步之艰，良足痛悼。”顾颉刚、柳诒徵发表此番议论之时，通史编纂队伍尚未壮大，他们的这种心理自然可以理解。
    进入30年代，从官方到学界都日益重视通史编纂，通史成果大量涌现，渐成热潮。然而，对既有通史不满意的心理并未消失，这种心理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40年代，始终不绝于史界。1930年，罗香林在《拟编中国通史计划书》中说：“现在的中国，要想找出一种可供一般人阅读的中国通史，实是一件不容易事。”1933年，《清华学报》一篇针对缪凤林所著中国通史的书评说：“中国今日没有一本名实相称的通史，是凡人都引为遗憾而学者所引为羞耻的。”1936年，钱穆说道：“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1937年，一篇针对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的书评说：“坊间通行的本国历史教科书简直太多了，然而要找出一本比较令人满意的著作，却是稀少得异常。”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直到民国结束，顾颉刚始终认为良好的通史还只能寄望于将来。
    史家缪凤林是通史编纂思潮中的重要代表，先后有《本国史》、《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三种通史著作问世。同时，他也先后对至少六种并世的通史提出专门批评。他在称赞钱穆的《国史大纲》之余，同时认为“难免疏漏”，并指出、校正其中20处错误。缪凤林自己的通史著作在受到部分好评之外，也遭到各方面的质疑与指摘。学界对既有通史的不满意与对未来新通史渴望的双重心理并存，有时候甚至互为循环。在从事通史编纂的史家群体之中，这样的双重心理促发了他们在通史编纂上的接力赛跑，不断前进。
    积累一些经验
    对既有通史理想程度的评价很不一致，是当时通史编纂思潮中的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大概在于史家对“理想”的看法本身就不同。40年代末，一位热心通史的普通读者在比较数家通史著作后说道：“这些著作，各有长处，但读者看法不同，口味有异，见仁见智，也就很难说哪一套比较最好。”1942年，史家蓝文徵在所著《中国通史》的叙例中，指出当时的通史编纂实际是“义陈盍各，家家异撰”。身处通史编纂潮流之中的各路史家，在通史议题上往往是各自表述，在实际行动上各显神通，通史编纂思潮呈现出一种多元并进的景象。
    第一，参与通史编纂的史家群体多元。1933年，夏鼐谈及中国通史写作，将当时的通史作者分为三派，其一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其二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其三为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央派，以西洋史学方法，“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将近世史家概括为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三派。就通史来说，夏鼐与钱穆的观察有同有异，派别划分亦未尽一致，但都认可通史写作的史家群体是多元的。其实，就夏、钱所分之派别而言，同一派别中的不同史家亦有明显差异。
    第二，通史编纂方式及表现形式多元。就通史编纂方式而言，有一人独撰之作，如《国史大纲》，亦有少数几人合作，如《中国史纲》、《中国通史简编》。而顾颉刚甚至希望成立“中国史学会”，以几十人的队伍分工合作的方式，撰写中国通史。就通史的表现形式而言，当时史家以各自对通史的理解，各尽所能地进行多元化撰述。在史学理论体系上，在普遍的进化史观之外，唯物史观的成果亦颇丰富，另外还有各有所见的“历史完形论”、“历史两周论”以及钱穆“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的通史体系。就史料选材而言，有偏重利用传统正史史料者，亦有将考古资料、民俗史料、民族史料并用者。就体例而言，在章节体的主流之下，还有“以章节体辅之纪事本末”、“分类纪事本末”以及纲目、史话等诸多体例。在语言表达上，有的用文言，有的用白话，还有自称以说故事的方式。顾颉刚为了通史之普及与对外宣传，一度考虑以历史演义和大鼓书以及翻译为外文的方式，来展现中国通史。
    民国时期，通史编纂成为一股持续不衰的思潮，吸引众多史家纷纷参与其中，并形成数量可观、总类丰富的通史成果。当时的通史著作或许未臻至善，却体现出民国史家在通史议题上的不断探索与坚持不懈，也体现了新旧史学交替转换过程中史家在史学建设发展上的自觉意识，成为民国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的通史编纂，为新中国的通史编纂积累了一些经验，打下了一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史编纂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