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上非洲史教学研究之路
    问：陆老师，您是我国著名的研究非洲史的学者，也是非洲问题专家，今天想请您谈一谈您个人研究非洲史的情况，也想通过您了解一下我国非洲史研究的情况。您是如何走上非洲史研究之路的？
    陆：我为什么会搞非洲研究呢？这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我1955年进北大，1960年毕业。这正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潮时期。我进的是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亚非史专门化，当时听了一些课，了解到非洲是遭受西方殖民侵略最早的地区，1415年葡萄牙殖民者就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统治据点叫“休达”城，接着是四百年的奴隶贸易。1884年柏林会议后就瓜分非洲，非洲除了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名义独立以外，其余国家都成了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起来。到冷战时期，非洲又成为冷战的牺牲品。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在50年代时，就是感到非洲太贫穷、太落后，是世界上最 苦难深重的大陆。我这个人所以对非洲有特殊的同情心，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系。我的 家庭比较贫困，父亲是小学教师，有6个孩子，我是老大。小学时是靠父亲供养，中学 时就靠人民助学金。由于生活比较困苦，所以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自强不息，对自己有严 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对贫苦的人们有同情心，有了这种信念我就走上了搞非洲史的道 路。
    正在这个时候，我赶上了一个好的老师。杨人本楩先生过去是搞法国史的，法语很好，曾经担任过历史系代主任。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候，领导上动员杨先生搞非洲史，另外动员曾留学埃及的云南大学的纳忠先生搞阿拉伯语言，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阿拉伯语系。那是1958年、1959年前后，领导动员杨先生搞非洲史，他接受下来。他当时 年纪比较大了，希望找一个助手，于是就找到了我。我当时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南非 的种族歧视和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篇文章可能是杨先生找我当助手的一 个原因吧。1960年我毕业时就留系当了助教。当时杨先生还有一个任务，是写一本非洲 简史，约20万字，系里还让他在一两年后开一门非洲史的课，同时带非洲史的研究生。 为了让我日后搞非洲史的工作，他让我做几件事：第一是要熟悉非洲，看书。他指导我 看书时让我首先画非洲地图，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画地图？他说你将来就会知 道的，史地是不分家的。他让我画的是彩色地图，包括城市、山脉、河流、国界都要画 出来，将来如果要说南非、尼日利亚在什么地方，不用想就会说出来。比如开罗在什么 地方，拉各斯在什么地方，马上就能说出来。尼罗河、尼日尔河怎么流向，经过哪些国 家等等，都要搞清楚，将来你会受用无穷的。他的话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搞非洲 史他也要看书，于是就让我去借书，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的书都要 去查，作出卡片，然后再去借。他说，这样你就会知道国内哪个图书馆有什么书。他甚 至还给我路费，包括中午的饭费，让我去图书馆帮他查书。后来，我也曾去上海徐家汇 图书馆查书。这样，国内有些什么书，在什么地方，我就知道了。第二是让我去学外语 ，因为历史系只能学专业英语，要到北大西语系去学，而且要跟班学，精读、泛读、语 法等课程都要拿成绩回来。
    这样搞了两三年，1962年下半年他就开课了。他讲非洲史时让我当助教，他说你的助教任务比我重，我讲课是讲自己了解的问题，而当助教要回答学生的问题。你肯定有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不要紧，不能回答的问题你记下来，然后给我，可能我也回答不上来，要去查书。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小看辅导的任务，我也是认真去做这个工作的。
    1963年下半年上完课后，他说以后我要把讲稿整理出来集中精力写书了，下一年的课你上。我虽然也听了杨先生的课，作了笔记，但要上课心里感到很虚。他说不要紧，你 的讲稿我可以给你看，你也可以吸收我的成果。1964年底开始上课后，学生经常下去搞 四清，上课断断续续，一直上到1966年“文革”前。
    “文革”一开始我便受到冲击，因为当时的总支书记受到冲击，我是班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所以也跟着总支书记一起陪斗。当时我不理解，情绪很低，觉得我们一直听党的话，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有一次在路上见到了杨人楩先生，他说：“陆庭 恩我告诉你，你不是反革命！你是不是反革命我清楚。现在的情况下，第一，你的书不 要卖，非洲史的研究将来迟早要搞的；第二，你的讲稿不要丢，那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 心血；第三，外语不能丢，你可以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嘛！”后来我真的按照杨 先生的指点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在那里还是有时 间学马列、学理论的，非洲史的东西也没丢。所以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年 恢复高考正式招生，我很快就恢复上课，因为前几年已经打下一定的基础了。所以我感 到，遇到一个好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现在一直非常感激他。杨先生是70年 代去世的，他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
    二、一定要到非洲去
    问：听说您是我国研究非洲史的学者中到过非洲国家最多的一位，而且您还能说非洲比较流行的斯瓦希里语，是这样吗？
    陆：亲自去非洲是我一直向往的事。当时我为什么要到非洲去呢？改革开放以后，有许多到国外去的机会，也有许多国外学者到中国来。记得1979年有位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到北大来访问，想见一见北大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交换一些对非洲问题的看法。学校让我去和他见面，交谈以后他感到中国学者的意见很新鲜，过去很少听到。那次我们确实谈得比较投机，比如谈到非洲国家落后的原因，非洲国家怎样才能改变 落后状态，今后发展趋势会怎样等等问题。谈了以后，他说，你的这个观点我过去接触 得比较少，表示很有兴趣，愿意一起搞合作研究。接着他提出一个问题，他问我：“你 到过非洲哪些国家？”我知道西方国家研究非洲的学者都是到过许多非洲国家的，一般 二三年就去一次，有课题的每年都要去。但是我说很抱歉，我还没有机会到非洲去。他 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感到奇怪，搞非洲的学者为什么没有去过非洲？他也奇怪为什么我 没去过非洲还能够谈出一套对非洲的看法来。他还问我，研究非洲历史都看了什么书？ 我说主要是看英文书和法文书，因为从中学到大学的第二外语我都是学的英语，法语是我自学的，大学时还学了俄语，应该说我的语言工具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位美国学者却 说，你所看到的材料都是第二手材料，没有能够看到非洲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话对我启 发很大，我立刻意识到，中国学者要研究非洲的历史就必须到非洲去。他的话我能够理 解，因为一些外国学者所做的中国研究，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到中国来过，所以他们研究 的成果我们往往不太接受，所以中国人研究非洲也会是如此。这样，我就立下一个志愿 ：一定要到非洲去，直接掌握非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