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20多年来，您在非洲史研究领域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说硕果累累，那么今后您 还打算做什么事情呢？
    陆：非洲研究现在正处在一个交接期，老的同志在逐渐退下来。我自己也在去年退下来，学校继续返聘我在原岗位工作，但是不占编制，这样可以更有利于年轻同志的成长。现在学会的发展也有这个问题。我总在考虑学科建设的问题，考虑学科的布局问题。现在，北大有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师大发展也很快，还有云南大学成立了亚非研究中心，湘潭大学成立了非洲法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了非洲教育研究中心，南昌大学成立了非洲经济研究中心。我曾在教育部的专家组中建议，各地的非洲研究应该尽量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北大的研究中心可以搞综合的，上海师大的中心可以搞非洲的历史和文化，云南大学可以以民族和文化为中心。我现在也为他们的研究做点事情，云南大学 聘我做兼职教授、亚非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还当湘潭大学非洲法研究所的顾问，上海师 大非洲研究中心顾问，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顾问，南昌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 心顾问。
    在教学方面，我也希望年轻人尽快接我们的班。我1988年升教授，1993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第二年开始招博士生，我的方向是民主与民族问题。我统计了一下，我的博士生毕业13名，北大在职的3名，日本、韩国的4名，还有一名尼日尔的，现在还有9名。毕业生中有一位庞中英，是南开大学教授、全球化研究所所长，写了一部《权利与财富》。去年毕业一位叫李淑云，破格提升教授，现为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韩 国的博士生毕业后，在韩国的首都大学担任研究国际问题的教授。
    明年我就要70岁了，今后几个部的事情还是比较多，因为担任专家组组长嘛。我希望今后要让非洲中心的年轻人多担任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自己年纪大了，去年还去了非洲，是帮助教育部做援助项目的评估工作。现在几个部都很重视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经常要找我们参加。要做的事情很多，今后我希望做一些适合年纪大的人的工作。一个是非洲史的教材要修改一下，这些年我积累了许多资料，包括一些观点，我想要把它们 充分利用一下，写在书里面。比如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再有是关于非洲的农业问题， 都写了些文章；再有就是关于非洲文化的多样性问题，非洲民族很多，都有自己的特点 ；再有，这些年非洲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都想在《非洲史教程》中体现出来。我感 到这个问题很有紧迫性。再一个想法是写一本《中非关系史》，主要写1949年到2000年 ，已经写了6篇文章，作为教育部的一项重点项目立了项。第三个方向是搞一个非洲农 业发展史。非洲有很长时间的农耕文明，内容很丰富，我也积累了许多资料，准备把它 写出来。还有9个博士生，准备把他们带出来。
    问：您认为研究非洲史主要的困难在哪儿？
    陆：研究非洲的困难是必须要走出去，否则自己没有亲身体验，没有第一手材料，只能用别人的材料。最好二三年就出去一趟，这样才能跟踪非洲的发展形势，无论旅游、访问都可以，要争取机会。
    问：研究非洲史是否也存在史料问题的困难？
    陆：非洲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研究资料没问题，这些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历史文化遗址等都保存得非常好，像埃及、突尼斯等国家都不错。但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较好，如突尼斯、摩洛哥、科特迪瓦、加蓬、纳米比亚、南非、博茨瓦纳、肯尼亚、埃及、利比亚、毛里求斯、喀麦隆等，这些国家的资料都很充分。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大学图书馆还有周边国家的资料，如它的甘地图书馆图书很多。美国的西北大学等图书馆也有很丰富的非洲历史资料，那里非常欢迎中国学者去查资料。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诺克”文化在尼日利亚就保存很好。
    问：研究非洲，语言问题是否也非常重要？
    陆：是的。研究非洲，能讲非洲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我去坦桑尼亚，一下飞机我就用斯瓦希里语和他们对话，他们非常激动，一下子和我拥抱起来，感到非常亲切。他们讲了一些情况，是书上、报刊上根本没有的东西，完全是第一手资料，比如讲尼雷 尔总统的清廉问题。我得到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以后我写书时都用上了。可见语言是非 常重要的。
    问：感谢您今天花费这么多时间接受访谈。您的书房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里就像一个非洲博物馆，墙上挂的是津巴布韦的钟，还有您与曼德拉总统的合影，柜子里放满了来自非洲的木雕、铜雕、牙雕、面具还有皮鼓，盒子里放着撒哈拉沙漠的石块和好望角的墙砖。这些珍贵的纪念品记录了您在非洲的足迹，也体现了您对非洲的深厚感情。 这种感情是您四十年不懈地从事非洲史和非洲问题研究的真正动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