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我应徐杰舜教授之托，邀请几位学者作的关于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与口 述历史（oral history）问题的笔谈。其源起，是2002年5月我与几名史学家和人类学家 就口述史问题进行的一场漫谈。这场漫谈的参加者除我之外，还有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新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彭兆荣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小萌。这场 谈话后来以《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为题发表在2002年7月18日的《光明日 报》上，[1]在引起一些学者兴趣的同时也招致了某些批评，主要是说我们对一些问题 的谈论仅限于蜻蜓点水，没能谈深谈透。徐杰舜教授于是提议，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充 分发表意见的场地，口述既然是我们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目前关注的共同话题，便有 了本栏目的几篇文章。
    这几篇文章的撰写者，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也有史学家，大多是在各 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对口述的研究也都颇有心得。但是，要想让不同学科的学 者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对话，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主体和特 定的研究手段，有自成一统的学术体系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仅就口述研究来说，不同学 科的学者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表达和实践。如果一定要将这几个学科所作口述之间 的区别讲清楚，或者要比较口述对于哪个学科更有价值，这不仅不可能，其实也没有多 少意义。但是，就像现在这样，只是把各自的想法以看似自说自话的方式阐述出来，也 是很必要的，至少对我们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有很多可以得到启发和借鉴的东西。
    近数十年来，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一直在不断地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那里 汲取营养。当今国内社会史学界热衷的很多选题，诸如家族与宗族、婚姻形态、亲属关 系、人口流动与移民、民间信仰，乃至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民间仪礼，无一不是人类学的 传统选题。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所强调的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角度，即用“社会”这个 范畴去从下向上看社会的视角，也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颇多影响。社会史学者也效法人 类学家，走出书斋去观察，去做“田野”，到某一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一个个案，建立 一个模型。这种学习和效法，当然也不免会出现一些偏差，在人类学家看来，跑到民间 去的史学家，更热衷也更擅长的是寻访家谱、碑碣和民间流传的某些抄本，而不是与活 人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说到底这不过是书斋的延续，而不是真正的“田野”；而从史 学家一边看，仅仅通过对几个个案的描述便下结论，事前不在文献上做充分的准备，事 后也不与文献做认真的比勘，社会史便不再是“史”，而只是非驴非马的不知什么东西 。所以，所谓的“跨学科”并非轻而易举，而需要受到各学科的严格训练，至少也要知 道其他学科的水深水浅，才可以谨慎尝试。
    从事口述史的研究也同样如此。毕竟，与其他学科相比，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 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也更不成 熟。而它之所以最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就在于它面对的，已不再是传统 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人，也恰恰是在与人打交道这一点上，历史学家远不能与 受过专门训练的、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相比。我这里所指的，还不仅仅 是与人交往的技巧，而尤其是对“人”的理解和关怀。刘小萌在谈到做知青口述的体会 时说，过去利用文献写作知青史的时候，往往把屡见于报端的知青典型看成是政治符号 ，只有在与他们深入交谈之后才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有血有肉、极富个性的人，感悟便 十分深切。
    从本栏目这几篇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学者对于口述的意义，评价并不相同。纳 日碧力戈对口述的赞扬不遗余力，他认为：“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 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他们更多指出的是文字书写的缺陷。而历史学家对口述却表现 得比较挑剔，他们一边费力地做着口述，一边又疑虑重重，刘小萌的文中，就以自己做 口述的亲身经历，坦率批评口述的不足，认为“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指史学）自身优 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这种从不同学科的特点出发产生的不同 侧重并不难理解。尽管如朝戈金所说，如果将人类的发展进程看作是一年的话，文字的 发明和使用只是12月下旬的事，但不容否认的是，文字起到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它使 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实质性的改变。就我们目前的社会而言，文字既然仍 占据着压倒一切的优势，高度依赖于文献的历史学科之于口述史，有着比研究“史前民 族”或者“无文字民族”以及民间社会为主的人类学、民俗学更多的疑虑，也是很自然 的事。
    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其实也并不是绝对的。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是受访者 的遗忘和“虚拟”。有些遗忘属年深日久，记忆出现偏差，是无意识的，也有些却是选 择性的失忆。至于虚拟，有些是出于某种动机的故意编造，也有些是为显示自己见闻广 博的炫耀，甚至有些仅仅是为讨好采访者，惟恐他会空手而归。但事实是，这些问题在 文献中也同样存在。史家修史，选择的只是他们认为有必要流传后世的史料，想要青史 留名，当然要有一定的资格，何况“隐恶扬善”又是为修史者公认的道德准则，官修史 书是如此，家族所修的族谱和为已故祖先撰写的碑铭更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别有用心 的捏造了，上层统治集团有关政治斗争的文献，会将一切优秀品质统统归结给自己一方 的首领，而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正是所谓的“成者王侯败者贼”。混淆黑白、篡改史 实，历来是统治者蒙蔽百姓以稳定统治的重要手段。所以，受访者的虚拟虽然是个人行 为，但与修史者选择性地收集和利用史料，就其道理来说是有相通之处的。由此来看， 口述史的缺陷，也就是文献的缺陷，并且能让我们反过来对文献的缺陷，并且能让我们 反过来对文献的缺陷，获得更深切的体验。
    人类学家偏好强调口述史的“口述特性”，胡鸿保与孙庆忠二位先生的文中都曾引国 外学者的理论，指出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 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但这种看法，对于今天我们国内的史学家来说，未免有些 玄而又玄。的确，在从口述转变成文字文本的过程中，从现场的采访所得会被大打折扣 。首先是纳日在文章中谈到的“副语言学”问题，当口述被用录音带记录下来时，那些 只有亲身在场才能够体会的属于“副语言”的东西，如表情和动作等，便会完全丢失。 而再将录音转化成文字文本，则意义非常丰富而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调，便也随之 消失，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述，不仅鲜活丧失大半，甚至对原意的表达也会出现某种扭 曲和误解。何况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凡做访谈者无不备感恼火的，是在受访人见 到自己的陈述变成文字以后，往往会对其中很多内容拒绝承认，甚至亲自捉笔一改再改 ，而他们所不肯认可的，往往正是口述中最精彩最鲜活的部分。将涉及隐私或政治上的 顾虑排除不论，这也多是受访者长期生活于官方话语的笼罩之下并自觉向其靠拢的表现 ，结果却是使采访者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即使过了这几关，正式出版前还要经过编辑 之手，而他们往往会把口述者的那些不合规范的语句删去。（注：我的一篇口述史文章 发表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编辑要求我把受访者语句中不合规范之处都一一作出修 改，说否则该杂志就有可能因此而在审查时不合格。）而与此矛盾的却是，对于史学家 来说，口述的声音最终要变成文献，否则这种口述便不能实现它在学术上和社会上的价 值。所以，以什么方式来整理（或者是根本不整理而保持原状态）口述史料，又以什么办 法来尽可能地保存口述特性，便成为对从事口述史的学者提出的一个目前尚难以达到的 高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