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五色斑斓的中国地形图，有一大块被浓厚的赤褐色与炫目的金黄色层层填充的区域，它耸立西北，俯瞰东南，恰似中国版图的背脊，宽硕但不傲慢，负重却不居功，这片充满神奇想象的广袤大地，就是中国的西北①。
    从地质时代开始，受自然造化之赐，这里就被厚实、肥沃的黄土层紧紧地包裹着。松软、绵延的黄土繁育着生命，也孕育着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在发轫之初，就与西北黄土高原结下了历史机缘。从上古传说至中古隋唐，西北始终都是最为活跃的历史舞台，是充满活力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以史情而言，大抵国运转机，常常发端西北；大凡是国脉相继，每每自西徂东。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古史的“西北时代”。中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因江南的开发、垦殖而南移。两宋之际，由于北方强族的相继崛起，中原正统王朝被迫南迁。即便如此，西北在国史中的地位并未因“西北时代”的终结而被忽视。从宋室南迁后的“西北中兴论”到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东南”比较论②，再由近代的“西北学”（西北史地之学）乃至当代的西部大开发，或隐或显，无不根植于深远、浓厚的西北情结。
    “西北时代”与“西北情结”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条特殊线索。西北因其广博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奠定在国史中的枢轴地位，从而成就“西北时代”，进而酝酿“西北情结”。“西北时代”固然成为历史，但“西北情结”根深蒂固，不时叩击国人心扉。本文探究“西北情结”之渊源，立意并不在重返“西北时代”，只是透过“西北情结”生成的历史图景，彰显西北在当今乃至今后中国的意义。
    一 “大事于西”
    在生物界，许多动物都具备判断方位的能力，但只有人类超越自然而赋予方位以人文内涵。通过观察日出日落判定东西、仰视星转斗移划分南北，这是人类早期获取的所有抽象知识中为数不多的既无迷信色彩且沿袭至今的正确认识之一。尽管我们不能确知人类何时有了这种明晰的观念，但至少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村落遗址布局和墓葬结构，明白无误地揭示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方位的正确认识和娴熟运用。
    《周礼》开篇即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礼·天官冢宰》）方位的确定，不仅仅是空间的划分，也是人们活动的指针，甚至还是分辨敌友的标记，所以被置于建国立家诸要务之首。在甲骨刻辞中，东、西、南、北等方位语词出现的频率极高，至少在1200余次以上③，已经成为记事、叙述的关键语词。显然，这些指称方位的概念其实也是殷商政治地理架构的表征。商代政治地理的定点、区划，乃是以商人自己的“商”、“商邑”为中心而推及“四方”、“四土”。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诗·商颂·殷武》）
    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合集》34144）
    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羌十又九、犬十。（《屯南》1059）
    商。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屯南》1126）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方”既可以理解成边界、方国或者地区，也可以理解为处于商代疆域和政治边缘的非商人的敌对小国。“土”则属于单纯的地域概念，指称商王朝实际所辖区域。但当“商”、“商邑”与“四方”、“四土”对言或同卜时，则表明“商”已不单是具体的地点，更具有地理区域上的中心概念。“商”作为划分“四土”、“四方”的中心，其基点是商王都所在的“商邑”即“王邑”（《英藏》344），亦称“大邑商”（《合集》36482）或“天邑商”（《英藏》2529）④。以大邑商为核心，其外是单（四单）⑤，再外是鄙或奠（四鄙或四奠），是为王畿，王畿之外是四土，四土之外是戈（四戈）⑥。
    在此政治地理架构中，“四方”或“四土”受关注的程度并不等同，其中“东”、“西”在卜辞中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南”、“北”，尤其“西”及相关语词所见最多⑦。依据甲骨刻辞“卜以决疑”的特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似乎表明殷商时期来自“西”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多于其他方向。大体而言，与“西”组合成的方位词有一些是比较明确的，是指商王的属地，如“西邑”（《合集》7863）、“西单”（《合集》9572）、“西鄙”（《合集》6059）等⑧，但更多的则无确切的指称，只能表示大致的方位而已。如：
    贞西土受年？
    贞西土不其受年？二告。（《合集》9741正）
    …宓伐西土。（《合集》7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