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到王国维再到傅斯年，都不同程度的运用地理分析历史，凸现出地理与历史时空关系之密切以及地理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效用。但是，他们的结论却有相当大的差异。司马迁认为三代一系，无不兴于西北；王国维虽也主张殷、周同出帝喾一系，但已分出东、西，并强调政治文化皆在东方（惟有周例外）；傅斯年不支持王国维的夏在东而仍主张夏在西，但着力发掘东夷史实，强化“诸夷姓”在东西对峙中的意义。
    铺陈这些学术见解之异同，不是为了评判孰是孰非，而是要透过学术史的轨迹，寻找“天所助焉”的深意，印证“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历史根据。其一，“天所助焉”究竟是学术见解还是乡土的情怀？我们承认，这些学术见解的分歧，当然主要是对史料的发掘和理解的差异所致，不过也很难说这些分歧的背后丝毫没有一点文化的或乡土的情结。如果说傅斯年有强烈的“东方主义”或东夷情结（33），那么，生长于“河山之阳”的司马迁何尝不可以说是“西北主义”者或是有深厚的西北情结。唯独长于南国而生性保守的王国维处于东、西主义之间，是一个“周文化主义者”。“自助者，然后天助焉”。西北情结或许就是司马迁言秦之成功乃“天所助焉”的深意所在。其二，“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是不是一个有充分事实证据的历史判断？史学大家吕思勉本以为，“此等方位地运之说，原不足信。然自汉以前，兴亡之迹，确系如此”。所以他又说，“此实考汉族发展者所宜留意也”（34）。岂止考汉族发展者所宜留意，考“诸夷姓”而有强烈的“东方主义”的傅斯年也坦言：“三代中东胜西之事少，西胜东之事多。”（35）可见，即使在“夷夏东西”的体系下，“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历史判断。
    古往今来，西北之重要，久已为国人所熟知。三百年前，博学而能独见的刘献廷说，“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36）。五十年前，考古学家裴文中已发出感叹，“‘开发西北’，‘建设西北’，这与其它口号也一样，久已夫成了一种空话”（37）。至于当前，我们只能说，何时西北情结成为西北精神，变为西北动力，那就是西北的明天！
    注释：
    ①西、西部、西北既是一种自然地理方位概念，又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多种特定人文内涵的方位或区域概念。以自然地理的分界而言，“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经过吕梁山、陇山、兴隆山（兰州以南），到昌都和波密的一线，可以将我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从昆仑山循着秦岭到淮河和长江一线，又把西北、东南两半壁各分为两半。西北半壁的北部蒙古高原和新疆高原，以草原和荒漠植被为主；半壁的南部青藏高原，主要为高山草地和冻荒漠。在东南半壁的北部，是一般所谓的北方，以阔叶落叶林（夏绿林）和针叶林为主。在东南半壁的南部，是一般所谓的南方，以各种类型的阔叶常绿林为主，只是在西南部以及某些东南高山（如台湾）才有云杉、冷杉等针叶林的大量存在”。参见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37页。
    ②关于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东南”比较论，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98页。
    ③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④于省吾说：“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西周时代才进一步以中土与四外方国对称。”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也有学者认为“商方”（《合集》27982）的首都为“大邑商”，是与商王朝关系特别的基础方国。参见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页。
    ⑤于省吾释四单为四台，是在以商邑为中心的四外远郊。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131页。
    ⑥陈梦家认为“四戈”是四土周边之地，即边境之地（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21页）；宋镇豪则认为，“四戈”当为“四土”外周边“四至”的与商王朝若接若离弹性伸缩边地，因此，商王朝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层次。参见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27页；又见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43页。
    ⑦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⑧相关词类参见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390-391页。
    ⑨同版卜骨还记载了东、南、北三方风名，合为“四方风”。“四方”是神灵？还是神灵的住所？四方风和四方是何关系？学术界尚有争议。因其非本文的立论点，故不拟辨析。
    ⑩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页。
    （11）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9-393页。
    （12）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7页。
    （13）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49-1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