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水经·河水注》）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山海经·海内西经》）
    昆仑之所以在西北群山中出类拔萃，乃是因为它既是“地之中”又是“帝之下都”。相传群神会此，方可“上通于天”：
    昆仑悬圃，其居安在？（王注：其颠曰悬圃，乃上通于天也）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楚辞·天文》）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楚辞·离骚》）
    昆仑之颠，悬圃之地，天门九重，其名阊阖，是上通天庭唯一途径。凡欲问道通天者，无不神往西北。据说聪明睿智如黄帝者，为求“至道”，也不辞劳苦“西至于崆峒山，登鸡头”，求教于广成子（23）。透过昆仑山岳神话，可以发现对“天道多在西北”的另一解读：通天之道在西北，即“天门在西北”。《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曰： “天不足西北，……西北为天门。”《文选·谢惠连<雪赋>》注引《诗纬含神雾》亦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也。”言说最为详明者，当属《神异经·西北荒经》：
    西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二阙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曰天门。
    从“天道多在西北”到“西北为天门”，虽然尚未离天，但已落地。诚如史家所言，天人之际，关乎兴衰，不可不察。西北岐岍岳陇，冈峦绵亘，本为四岳古族居地（24）。“崧高维岳”，“维岳降神”。（《诗·大雅·崧高》）山岳育人，维岳降神，可以说是形成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最重要因素（25）。降至汉代，司马迁仍称“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畴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史记·封禅书》）（26）这似乎表明西北地域文化已经积淀为足以影响历史的持久传统。
    三 “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周秦汉唐，立国西北而抚柔天下，气象博大故国祚绵长。两宋之际，内忧外患，故积贫积弱，江山飘摇而政经南移，时人叹曰：“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列传》）易代政变之交，不从目下时局形势总结教训，却纵览古今而发宏论，并非宋人独有的品性，实乃国史中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善“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在比较六国形势时就说：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吏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太史公这番宏大叙述是由读《秦记》引发出来的。以德义而论秦不如鲁、卫，就兵力而言秦不胜三晋，但秦竟然能“以虎狼之势而吞天下”，是奇迹还是例外？对此，西汉君臣颇多议论，俗学浅识，“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在司马迁看来，举而笑秦者无异耳食，真是可悲可叹！所以，他不认为秦之有天下仅仅是由于单纯的天险地利，而宁可说是“天所助焉”。其实，司马迁并不肯轻易以“天”许人，西楚霸王项羽败走乌江时曾笑言“天之亡我”，司马迁就反驳道“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显然，司马迁言秦之成功乃“天所助焉”是有其深意的。
    西哲有言，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司马迁将秦之兴归因于“天所助焉”，但既未言天为何助西北，也未说天如何助西北，是不得而知？还是不便言说？也许都不是，因为原因的原因是一个终极性的命题：“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天助西北的观点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董叔的“天道多在西北”说，但两位史家的论据却大不相同：董叔的证据是天象星占，司马迁的证据则是历史经验，即“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两种相近说辞的背后竟然是天地之不同。天道星占，玄妙神秘，常人难以置喙，然而历史经验则往往见仁见智，容易发生议论。
    从司马迁的举证看，他对“作事者必于东南”并无兴趣，或者说那只是一个为了比较而设立的一个铺垫，重点还是在强调“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认为，夏、商、周皆立国西北，所以西北是孕育成功者的沃土。这一论断究竟能否成立，一方面取决于论据是否真实可信，另方面还在于论据是否支持最终的论断。就论据层面看，唯有“汤起于亳”一说，自古以来多有争议（27）。从论断的角度看，虽然也有学人认为其“非笃论矣”，但未必搔着痒处（28），倒是司马迁的三代起于一元说，成为近代以来古史讨论的焦点之一。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古史研究中的典范。其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古史在地理上东、西二分的观点：
    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9）
    王国维的推论方法，是由都邑地理入手，将商、周分为东、西二部，然后考其族类渊源，进而论证东（殷）、西（周）制度文化的不同。这篇极富说服力的文字，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受此启发，傅斯年完成了他那篇被誉为奠定其天才地位的《夷夏东西说》（30）④。同样是由地理入手，但傅斯年发现的却是古史的两个系统：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31）
    他甚至认为东西对峙、夷夏相争就是中国的三代史：
    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