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持续性和时效性功能的学术期刊的出现，是史学近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1920年代末期，专业性的史学期刊兴起。作为学术制度化的重要内容，史学期刊的出现为史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元素，尤其是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使得史学研究有了新的表达方式，民国史学的整体形态也因此发生变化。
    一、1920年代末期专业史学期刊开始出现
    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伴随学术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大学史学系与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之后，公开讨论的学术风气渐渐浓厚，至1920年代，史学学会开始在高校出现并日趋活跃。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于1920年宣告成立，1920年5月南高文史地部学生成立了史地研究会，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于1922年，1927年5月12日清华大学史学会成立，1929年，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立。这些学会都办起了自己的学术期刊作为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以期联络同仁、交换学术心得。
    学术性的史学期刊最初是以史学与地理学结合的方式出现的，史学与地理学常合为一刊，如北京高师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地丛刊》（1920年）、南高史地研究会的《史地学报》（1921年）、中国史地学会的《史学与地学》（1926年）等。这种现象缘于史地之间的重要关联，当时史地二学常常并称，两者似乎不分，许多高校也是以史地结合的形式设系。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20年代中后期也常常合称，典型的如傅斯年负责筹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两个机构的机关刊物《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有前后相继之处。尤其是后者的创办，更是民国史学的标志性实践，它是当时史界风气与研究水平的最集中体现。
    同一时期，大量的史学论文也发表于以“国学”命名的刊物，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①（1923年），清华国学院的《国学论丛》（1927年）等，史学的篇幅在其中占据了极大了分量。从胡适在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列举的国学研究中的十个方面来看。当时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史学。②
    专门以史学为内容的期刊出现在1920年代末期，同在1929年发行的《史学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史学年报》（燕京大学史学会）和《成大史学杂志》（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是现今所见最早的专门性史学期刊。至少在外在形式上，此时的史学逐渐与地理学，语言学划清了界限，并逐渐从国学中分离出来，史学的独立化趋势加快。1936年国立北平研究院编辑的《史学集刊》更是明确规定了其刊发文章的内容，“近年以来各大学和研究机关对于国学的研究，尽了很大的努力；各院校都有专门的学报刊行，但所谓‘国学’是个很宽泛的名词，只要是中国的，几乎没有一种学问不可以包括在内的。本刊名为‘史学’，顾名思义，范围应较一般学报为窄，但因为中国文化本身的悠久，任何学问都脱离不了历史的渲染，所以在稿件方面，也自不能定下严格的界限：大致在历史和考古的范围之内的，都可以刊收。”③
    30年代中期，以《禹贡》、《食货》为代表的更加专门的期刊出现，这些期刊已经突破了把史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观念，史学内部的一些学科次领域已经凭藉特定期刊有了比较明显的边界意识，一些学术群体也开始以期刊为阵地有了最初的聚集。如历史地理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等新兴学术研究领域就是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史学的分工更加细密。
    专门性史学期刊兴起之后，一些综合性高校的学报，如《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刊布的论文中史学一类所占比重仍然为最大。这种情况从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整体学术生态，同时也反映了史学在走向独立化进程中的复杂性。
    1949年，齐思和在回顾清末至民国的史学发展时提到了二三十年代许多著名的史学期刊，并认为“我们史学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这里发表，这里面实蕴藏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大部成绩。”④ 而张春树则将民国史学期刊的贡献概括为四点：第一，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第二，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第三，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第四，养成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并多具科学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学家。总的成果就是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新境界，打下新基础。⑤ 可见史学期刊对于现代中国史学影响的深远程度要超过我们既往的认知。
    二、史学期刊与学术发表
    学术的发表，是现代学术建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没有学术期刊的时代，学人们凭借什么而相互论学？王森认为正是书信在没有“学报”年代发挥了学报的功能，学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交流自己的见解。⑥ 艾尔曼也论述了18世纪前后，私人通信会晤在江南考据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他引用一位叫奥泽·瓦莱的话，认为18世纪还没有学术期刊。学术同行之间的书信交流弥补了这一缺憾，袁枚等许多学者把书信当作一种进行某些不宜以专著或论文形式发表的临时性研究的方式。后来，人们把学术信件收集起来，或编入作者的文集，或单独成集出版。而且当时，各种信件文稿常为朋友传抄，甚至交给他人阅读、讨论。章学诚就采用这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钱大昕也常以通信方式委婉地指出同行、朋友出现的学术失误。⑦
    专业期刊兴起之后，私人间论学的通信也开始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中，学人间私下的讨论延展到了普遍的公共视野之内。1922年，柳诒徵在其主编的《史地学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章太炎“诋诃孔子”，是“诬蔑古代圣贤”，“坐儒家以万恶之名，不知是何心肝也”。章致信于柳进行答复，柳将此信以《致柳翼谋书》为名，刊登在《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三期上。⑧ 最典型的例子是顾颉刚与钱玄同的通信。顾将与钱的通信以《答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努力》周报的学术副刊《读书杂志》上，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古史辨大讨论，深刻影响了现代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