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第一期就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研究取向，许多刊物都是如此。长期固定向某一刊物投稿的作者，往往凭藉一份刊物形成在研究方法上大致相同的学术社群。在其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大多是围绕一种学术理念所作的专业化研究，研究方法类似。（22） 群体成员之间相互的切磋与探讨也推进了史学的实质性进步。进入二十世纪，在史学界内部，一个群体如果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发出他们的声音，除了刊物，别无他途。
    最能体现期刊与学术社群关系的个案当属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正是以此为中心，聚集起大批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青年学生，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社群，他们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基础。
    顾颉刚1932年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授《禹贡》，以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尧典》、《禹贡》之著作年代。当时，燕大、北大二校上课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师生之间经常相互切磋，顾谭二人经常可以在学生的课卷中看到佳文，而惜其无出版的机会。他们认为如果三校的同学（包括辅仁，当时谭也在辅仁讲授这门课）联合起来，大家把看得到的材料、想得到的问题彼此转告，学生的进步一定快速。这个刊物以三校同学的作业为基础，但也照例欢迎外面的稿件。（23）
    《禹贡》的创办把青年学生们组织了起来，引导了中国史坛集体致力于一专门领域研究的潮流。它发行到第四卷的时候，王毓铨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道：“先生过去对学术界的贡献不必说了，即此《禹贡》而论，也足以令人钦佩不止！我固不能把因时代的推演而促成的史学研究之猛进，推到先生一人的力量上去，但先生所领导的《禹贡》集体研究工作，却不能不视为推进研究工作之有力的杠杆。试看《禹贡》出了不久，接着就出现了《食货》，并且最近还有什么《史学月报》要发刊。凡此都是组织史学研究者之最好的形式，促进研究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推原其本，能不说是自《禹贡》始？”（24） 正是《禹贡》的成功创建了史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路径，继起的《食货》也以此为基本形式而开拓了另一个领域，后来钱穆回忆到《禹贡》和《食货》风行一时，他的学生于是请他办一《通典》杂志而与《禹贡》《食货》鼎足而立，可见前二者的师范作用。（25） 1981年，杨向奎评价道，《禹贡》“造就了许多人，现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是出来的”。（26）
    以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学人为骨干的“史学研究会”，虽然规模不大，却先后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其宗旨“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发行期刊“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27） 其后来成就也是学界公认的。历史学内部的一些学科次领域已经凭藉期刊确立了逐渐明显的学科边界意识。
    四、学术与时代的脱节--走向专门之路
    史学期刊虽然在二三十年代大量兴起。但是对于期刊这种形式的存在很早就存有争议，如何处理思想、学术与期刊杂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问题。王国维很早就指出：“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28） 熊十力在1920年也注意到，“今日优秀之才，多从事于杂志；以东鳞西爪之学说鼓舞青年，对于精深之学术，不能澄思渺虑，为有系统之研究。默观今日各校学生，每日除照例上课外，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此举大数言，不能说无例外）。长此不改，将永远有绝学之忧。”（29） 到了30年代，张尔田更是断言“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30）
    此种观念具体的实践可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在其开办之初，吴宓与研究院内导师原意都不主张办刊，而是希望学生应专心研究，不要把心思过多用在刊物的撰述与编辑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第一次教务会议上有《本院不刊发杂志》的决议。（1）杂志按期出版，内容材料难得精，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声明有损无益；（2）学生研究年限，暂定一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之著述及编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入从书，短篇可于《周刊》及《学报》中分别刊登。（31） 然而刘盼遂、吴其昌等学生却一再要求吴宓允其出版定期刊物，“以表现成绩而资宣传”。后吴宓耐不住学生的要求，办起了《国学论丛》，作为师生发表的园地。（32）
    不管是王国维还是吴宓、张尔田，都将杂志定位于社会思想的鼓动者，在他们眼中，杂志只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通俗读物，甚至将杂志与真学问对立起来。而正是这些言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杂志对于思想普及的巨大威力。（33）
    然而，新兴的专门性学术期刊已与一般杂志不同，其反映的是平稳、冷静和理智的风格，尤其在30年代上半期，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专尚考据的一派跃居民国学术主流，北平的学术界里甚至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34） 在各种文史类主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自然大多数更是有关某个史实、某种典制、某类金石器物或某个文字的考证。这些文字深奥难懂，文章的读者群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学术不再负有传播思想的责任而走向纯粹专业化、学院化，史学不再注意自身的社会功能。这种情形表明在五四时代各种思想竞相传播的激流过后，知识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具体学术问题的探讨，反映出学界风气向纯粹学术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