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胡适、傅斯年这一代史家的这种学术取向与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息息相关。他们希望历史不要成为道德教训的工具，不要让仁义道德干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要把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切断。（35） 虽然在3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难危机逐渐逼近，傅斯年等人重新思考史学的社会功能并有所尝试，一些专业史学团体也开始与报纸合作，在《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开辟通俗性的史学副刊，力图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但史学研究的纯学术化趋势似乎不可逆转。
    民国时期，大学、研究机构与期刊常常三位一体，学人越来越多地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期刊而非报纸或是一般文化性刊物上。学术期刊的发行范围只是学术设群，发表的论文自然不再注意一般读者，不考虑对群众的影响。1926年1月1日，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写作了《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其中的主要内容即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1929年2月顾颉刚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六集撰写的序文中，仍然强调“专门的学问是不必普及的”，但要争取“一般人的最小限度的谅解”。正如钱穆后来总结的那样，民国学术与时代逐渐脱节，“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36） 严谨的学术期刊与一般的社会杂志由于面向不同的读者群，因此而有了一个逐渐疏离并最终确立二者边界的过程，学术也开始回归其象牙塔的原位，不再负有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区分突出了学术刊物在学术发展中的媒介角色，也使得它的功能更加纯粹与单一。
    史学在确立自身学科专业化的同时，与社会、时代的脱节趋势愈加明显，这虽是史学发展所必须，然亦把自身推向困境。正是史学的自身定位日益专门，不能表现出它对社会的立即价值，尤其是进入战争状态之后，纯正的史学研究早已不是国家的必须，在此种局面之下，史学被迫退居边缘的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
    注释：
    ① 贺昌群在1943年提到“中国新史学的基础，如果从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创刊算起，至今还不到二十年。”参见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贺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论及其它”，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73-576页。
    ② 胡适列举的十个方面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经济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民俗史、文艺史、制度史。见《国学季刊》第1卷1号，1923年1月。
    ③ 《史学集刊·发刊词》，《史学集刊》第1期，1936年4月。
    ④（21） 齐思和所列虽有遗漏，但基本上涵盖了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史学期刊。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燕京大学法学院出版1949年版。
    ⑤ 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⑥ 王汎森：《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63页。
    ⑦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0页。
    ⑧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3-634页。
    ⑨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版。第11页。
    ⑩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11）（14）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70,370页。
    （12）（30）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35;327页。
    （13）（25）（34）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4、158,170,171页。
    （15） 参见顾潮：《顾颉刚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十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16） 罗尔刚：《师们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57页。余英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2页。
    （17） 罗尔刚：《师们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第57页。
    （18） 侯仁之：《回忆与希望》，《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