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发表行为使现代学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产生了根本变异，改变了学者获取资讯及其撰述的方式。大部分学者的论著，皆先揭诸报纸杂志上，其后或经修补增删，收入文集再出版。而且，学人们在广泛披览报纸杂志之后，就进入一个与并世学者发生紧密互动的交流空间，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受人影响、与人论辩的过程中，一面形成、修正自己的观点，一面补充、驳正他人的说法。⑨ 当谭其骧对《禹贡》的编辑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浪费自己时间时，顾颉刚就认为：“现在研究学问已不是一个目不窥园可以独立成就的，分工合作乃是避免不了的方式。你要一个人编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而实际上是无数个人帮着你的。一个人精神有限，对于一种学问，无论怎样用心，总有看不到的材料，想不到的问题。几个人一起讨论，就都看到了，想到了。你说你不赞成编《禹贡》，试问你将来编纂‘沿革史’时能否不看《禹贡》？”⑩ 同时，文章通过发表，作者的观点能够在学术圈内被更多的人接触，并引起公开讨论与评价，对于文章本身也是不断修订、不断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或是出版学术撰著，皆可视为是现代学术型塑客观价值的重要活动。”（11）
    文章的发表使一种学术成果或者学术观点能够更快地传播，使一种成果被更多的学人分享。远在浙江的夏承焘可以看到北平出版的《国学季刊》与《燕京学报》，且不时撰写呼应文字以为讨论。（12） 而钱穆回忆，他发表于《燕京学报》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这位汉学家认为读过此文后，“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而且胡适在与顾颉刚讨论老子年代时，也提及了此文。（13） 可以说，“机关刊物已经成为20世纪学人发表研究心得，交换学术资讯的主要场域。”（14）
    年轻人是期刊兴起的最大获益者，正是期刊为年轻人在毕业之后继续学习提供了巨大的机会。1935年10月23日，顾颉刚致傅斯年信为禹贡学会经费求援时又言及：“弟之经验，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四五年中不做学问工作，他的一生就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研究院的用处，就在大学毕业后能再与他一个读书的机会，而弟之敢办这个性质的半月刊，也就是因为有燕大研究院生的学力作后盾：这半月刊的进展，也就是研究院生的学力的进展。”（15）
    期刊使年轻人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有了制度性的媒介，他们有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最好机会。对一个初学者而言，如果其作品能够发表在具有公信力的学术期刊上，往往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罗尔纲在写完《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以后，经过与胡适多次反复讨论，胡适才允许其发表在《国学季刊》上，平添了他日后继续研究的勇气。而1936年夏，罗尔刚在《益世报·史学》中以笔名“幼梧”发表《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胡适鼓励他把“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的地位，故应用真名”。（16） 胡适的这句话表明其对于文章的“发表”这一社会行为的理解相当透彻。
    一大批青年才俊，通过发表论文，更多地出现在民国学术界的学术视野当中，使学界对他们产生了初步的印象，论文成为最直观的敲门砖。1935年秋，罗尔纲在《益世报·史学》上发表了一篇《淮军的兴起》，指出淮军“为曾国藩济湘军之穷，弥缝他本人无限之缺憾而假李鸿章之手来创立的。就引起了当时清华文学史学系当时的主任蒋庭黼的注意，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的真相”。于是请吴晗帮助约见罗尔刚。并在第二年春出任驻苏联大使时，推荐罗尔刚接任其在清华所开设的中国近代史课程。（17） 与以前相比，学术的“发表”行为使年轻人被埋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反而年少即享有盛名，期刊对此功不可没。
    侯仁之晚年回忆：《禹贡》半月刊创刊时，他正在燕大读大学二年级，顾颉刚让他写一篇习作，题为《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成稿以后，能否发表，当时并无信心，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上登载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写作的了。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8） 文章的发表不仅可以宣扬学术观念，交流学习心得，表现学术成果，更可建立作者自身的学术声望。比之前人，个人的研究成果得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学者得到社会认识的机会大大增强。
    三、史学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团体化倾向
    史学期刊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中相对封闭的状态，团体化的研究成为普遍的趋势。古代治史方式，或者推而广之，古人做学问，基本单位是个体，即使以大家的身份，聚众讲学，形成一种学风，影响也仅仅囿于一地域之内，流风所及有限。现代治史，分工合作成为基本的方式。如傅斯年在其耳熟能详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宣称的那样“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19）
    《史学年报·发刊辞》中也表明了这种趋势，“近鉴于现今学术，非闭户独学之所可几也，乃忘其铜蔽，刊其师生所得，以与同好商榷之，冀收他山之助。”（20） 顾颉刚在《禹贡》第二期的《编后》也表示：“我们不求个人的成名，只望团体工作的确立。”1949年齐思和总结道：“现代的史学和现代的科学一样。已经走到集体工作的阶段上，没有和以前像司马迁、刘知几等震耀一时的明星了，各专门范围之内皆有主要的领导者……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现代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21）
    史学研究的团体化与专门化相伴而生。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一个重要区别即为不从“全面”着手，而是用具体的问题做研究的线索。在科学主义的支配下，晚近以来，中西学术都有由笼统论述转向专题研究的趋势，研究对象益趋专门。史学期刊的兴起，加速了这种专门化进程。专业史家出现之后，他们提倡具问题取向的专题研究，在入手处较少将过去历史视为一个必须加以全体把握的整体。从时段上对于古代、近代的划分已经出现，在专题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概念也已经有了区分。
    史学期刊得以维系，需要固定的编辑人员，更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投稿群体。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期刊许多都是学会会刊，学会多为学术志趣志同道合者组成，宗旨明确，并采取群体性的学术活动方式，特别是当某一专业方向或学术理论被学术团体所认同，并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实践之后，其所发出的声音便易被放大并形成人多势众的力量，学术群体的凝聚力因此而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