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
    “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是这次大会三大主题的第一个主题。它又分为三个部分：1. 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2. 自然灾害以及如何面对；3. 自然科学与历史。下面，逐一的加以介绍。
    1. 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在这一部分中有6位发言人，他们的名字和发言题目是（1）欧美大陆的城市环境史（Martin Melosi, USA）；（2）跟踪猎物的足迹：南非生态政治再探（Jane Carruthers, South Africa）；（3）19世纪城镇的环境污染、社会分隔和工业化（Robert Sweeny, Canada）；（4）南极洲的环境史（Tom Griffiths, Australia）；（5）20世纪印度的边缘社区与现代发展的政治（Archana Prasad, India）；（6）水的梦想与泥土的历史：悉尼的人民、家乡与城市环境史（Grace Karskens, Australia）。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澳大利亚的岩·泰里尔（IanTyrrell）是召集人，他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对于近年来有关环境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他有较为全面的概述，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大会所讨论的内容。
    环境史是对于历史的生态解释。近年来，环境史研究的范畴不断的扩大，有能源史，研究能源的利用和转换；疾病史，不但研究疾病的有机体及其宿主（人），而且研究空气和食物供应以及周围的环境，包括社会组织。总之，区域的总体史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疾病的发生，所以，要对区域空间内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环境史超越了一些传统分支学科的特点，它是跨国家、跨学科、跨种族和长时段的历史，同时，它也超出了城市的界限。近20年来，环境史学家受到影响历史学的主要思潮，如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多的把他们的研究与文化相结合，这就使生态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一做法也受到一些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这一做法没有给物质世界以足够的考虑，使它离开了与科学和物质世界的联系，而物质因素是这一领域早期研究固有的特征。
    在环境史研究中有许多文化的内容，如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显然，它构成了环境史的重要范型。这不仅是对景观的文化感受力，而且也包括把环境作为这种感受力的产物去创造自然。文化景观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赖，认为景观为人所建造。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由于社会的多重影响，一切环境都是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的物质局限呈现出来，但是，它们是附属于环境研究中的其他学科，一般是作为构成文化、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背景材料来对待。在城市生态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它超越了传统的认为城市仅仅是人类主宰自然的产物和人只是破坏自然的观念，认为旧观念忽视了人本身的生物属性。如果我们把人也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把人对自然的干预也看成类似于其他物种那样对环境进行创造，那么，我们就可以脱离那种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境地的困扰。向文化的转向使这一领域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如“混合景观”，这是指野性的自然与人为创造物的结合。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少环境史家对不同地区景观的形成，特别是对以往逝去了的景观，从自然环境和人的改造方面进行了探讨。也有人把城市研究与生态结合，把城市看成是“公民化了的自然”，创造了“有机的城市”、“都市自然”和“生态城市”等新名词。
    文化转向把种族、阶级和性方面的研究也划归环境史的范畴，使环境史与历史学研究的主流问题相关联。这并不是不承认物质因素的限制或人类与生态进程的关联，而是试图把这些因素按照一定程序设计出一个整体史的方法。环境史的另一种倾向是把新内容与以往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结合。20世纪，建立了国家的环境保护机构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设立了国家公园，这都是在国家疆界的范围内进行的。环境史有助于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斯泰因伯格（Steinberg）认为，生态方法的注入可以改变对美国史传统课题的感受，如对奴隶制和内战史的研究，但对于这一点，生态史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1995年，J. 多纳尔德·休斯（J. Donald Hughes）呼唤把人类的发展与地球的生态系统相联系，使生态进程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并对这一进程划分了阶段，从而超越了只把人类的发展进程作为研究课题的做法。休斯本人就写作了《世界环境史》。多纳尔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也创造了农业生态的概念和三层的解释系统，即自然史、经济史、文化态度和感受，围绕着人类对基本的食物资源的需求进行了整体的解释。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环境史的政治张力。环境史学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环保运动而兴起的，所以，它始终包含着政治内容。它受到环保运动的鼓动，超越了纯学术的范围。在南非，环境史学家的道德承诺不仅在于“绿色问题”的争执，而且上升到政治和环境的正义问题。在普赖赛德（Prasad）的著作中，她提出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史，她强调部落居民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主张地方自主和自我控制，认为环保运动应该抗议殖民主义和国家权力扩张主义的生态后果。有关环境史的政治还表现在专业历史研究实践中，谁研究环境史？在权利话语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美国环境史学会有850个会员，这超出了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数。以往的历史科学大会是欧美轴心，而这种情况和英语的话语霸权至今也没有改变。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到环境史的政治。此外，性、种族和阶级的内容也影响到环境史，在专业环境史学家中有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历史，这涉及身体、环境正义和资源的利用等问题。
    2. 自然灾害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部分有4个发言人，他们的题目：（1）灾难文化，应对文化：作为日常经历的菲律宾的险境1565-2000（Greg Bankoff, New Zealand）；（2）殖民地墨西哥对土地危机和环境灾难的反应（Georgina Endfield, United Kingdom）；（3）中华帝国后期的天灾：国家和国家以外的机会（Andrea Janku, Germany）；（4）北海沿岸的灾难和政治文化（Franz Mauelshagen, Switzerland）。这一部分的召集人是克里斯蒂安·费斯特（Christian Pfister），他对这几个发言也进行了评述。
    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起初，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解释是人侵占和转变周围的自然环境，而很少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把自然看成是历史上独立的因素。而近年来急剧的气候变化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这种信念是一个挑战。人被迫承认自然世界遵循它自己的规律，这与持续变化的人类世界一样。但是，自然的变化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会对人类产生长远的影响。如最近南亚发生的海啸，使225，000人丧失了生命，灾难涉及欧亚两个大陆（不少欧洲人在那里丧命）。如果说这次灾难的范围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对这一灾难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捐款运动，各国政府也紧紧地团结在了联合国的周围，努力去帮助那些遭遇灾难的国家。
    自然灾害通常被理解为自然力在瞬间的突然爆发，它在一段时间里会对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对灾难的研究涉及对灾难程度的评估。发言中有人讨论了1521到1821年在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四个地区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所引起的社会对抗和社会合作；有人描述了1876-1879年中国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大旱，特别是研究了帝国政府在实行大范围救济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全国力量的整合；有人探讨了为了防止海暴潮的倒灌，欧洲北海沿岸的人们怎样修筑堤坝和排水设施，把对灾害的反应描述为技术的进步。在菲律宾，灾害是家常便饭，承受灾难和应付灾难已经成为这一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发言关注了灾难过后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3. 自然科学与历史。在这一部分中有3个发言，它们是（1）通过性看自然（Virginia Scharff, USA）；（2）移动的基线：科学及历史对它的需要（Poul Holm, Denmark）；（3）整合历史与地球科学：或许能信服（Robert Wasson, Australia）？这部分会议的召集人是沃伦纳·威尼瓦尔特（Verena Winiwarter, Australia），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情况进行了概述。
    首先是重构古代的自然环境。环境史家建议在理解任何历史进程的时候，都应该把环境的因素考虑进去。从气候的变化到河道的改变和鱼的贮量、再到洪水以及土壤的改变、新物种的侵入以及地壳上升或者下降给地形和气候带来的变化等，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提供的数据和资料。这是关于地球的科学。地球科学依赖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自然科学的证据是可重复和比较的。但是，在地球科学上存在着一些偶然的证据，这与人类的历史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种偶然性使环境史家重构地球历史的企图几乎不可能。
    环境史家主张把历史与科学结合，其理由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但是，有人反对这种结合，他们认为，在20世纪，科学进步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使科学与历史学相分离，使各自的研究领域更加精细。科学是探讨那些周期变化的模式，自然史中却有一些反复无常的事件。而且，自然与人类的历史无关，因为二者相比，自然的变化相对是不明显的。
    近年来，有人研究海洋生态史，他们研究加勒比海的珊瑚礁、波罗的海的鱼类贮量、人类对海洋的干预以及为了可持续发展海洋周边国家的捕鱼限额等。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研究太渺茫，海洋中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人类不可能确实知晓。因此，这一类研究缺乏可信度。
    这一领域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个研究项目是“海洋种群数量史”（其网站：www. hmapcoml. org）。这一项目十分巨大，它把海洋生态学、古生态学和考古学相结合，试图提供一个世界范围内海洋生命多样性的图景，目的是增进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特别是关注其丰富的存贮量在长时段的变化、人类大规模捕捞对生态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个项目要求各个学科的通力合作，时间跨度是从1611到2000年的近400年的时间。它要调查自欧洲王权时代以来的渔业统计资料，如航海日志、税收文件、冲积物的内核以及其他有关环境的记录，挖掘海洋动物种群数量变化的历史。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宏伟规划实行起来会困难重重。所以，这一计划主要想通过个案研究，以小见大。即对某一地区曾作为商品流通的某几个海洋种类进行研究，建立数据库，把个人的研究成果供大家分享。目前，这一数据库包括1611年以来的73种鱼和哺乳动物在商业上的捕捞情况，共有242384条记录。
    这一领域的另一关注点是人的自然，特别是对性的研究，它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在弗吉尼亚·斯卡芙（Virginia Scharff）的发言中，她认为性在环境史中占有中心位置。她说，性是人类习性、期望和行为的汇聚，是一个关键、深刻和具有广泛意义的媒介，人通过它与自然相遇。由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性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性也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她认为，各种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是在性的条件下进行思维和行动；反过来，性的思维和行动对人类所感觉的，包括看、摸、听和尝到的事物，也做出反应。（姜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