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神话与历史
    本次大会的三大主题之二是“神话与历史”。它又分为三个相关的部分：1. “历史中神话的形成和认同的构建”；2. “神话、权力和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3. “历史与乌托邦”。这里着重报道第三部分。
    “历史与乌托邦”（History and Utopia）讨论会共宣读了6篇论文。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的约恩·吕森（JK5Q208.jpgrn Rüsen）。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吕森对这6篇论文进行了概述和评论。
    表面看来，历史与乌托邦的关系是清楚的。它们各自遵循不同的意义逻辑，而且彼此排斥：历史与过去的经验有关，并旨在重建事件及其原因的时间链，从而导向今天的生活条件；乌托邦则通过创建对不同世界的想像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些条件，而它所想像的不同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乌托邦是超越所有经验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表面看来的那么简单。历史和乌托邦作为两种不同样式的文化定向，有着基本的相互关系，然而，这种相互关系却被忽视了。实际上，人们在想着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时，不可能不同时想着另一个。两者都在变化，都与经验和期望有关，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方向性的作用，虽然方式不同。如果深入观察它们的不同之处，就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相互依存关系。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发言的题目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和“现在”的历史》。在发言中他强调把乌托邦思想看作是一种话语，而不是伪科学或超宗教的“科目”。作为一种话语，乌托邦思想应被看成是由不同的模式和类型组成。乌托邦话语的现代主义模式只有置于西方特有的关于“现代”的观念中才能被理解，而这种模式的典型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海登·怀特认为，现代主义乌托邦中不存在宗教中所有的任何启示性、预示未来、拟古或超验的本质。它对社会建设历史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海登·怀特从区分历史与乌托邦的传统观念出发，把现代社会的现实原则归于历史思想。他认为，历史不仅表现为历史研究的形式，而且表现为历史思想的所有现代样式，包括历史哲学和旨在揭露和理解当前全球化世界的时间结构的所有历史方法。而当前的世界就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绝对统治的世界。他强调这种现代性的现实，充斥我们社会的现实是地狱般的社会（按：原文为dystopia，是乌托邦的反意--笔者）。这种可怕的现实由历史思想在文化层面上反映出来就变成了一场不能苏醒过来的噩梦。历史反映时间变化的方式说明，现代社会的国家被看成是一种停顿，其表现是持久的非人道化，并摧毁任何克服它的革新。简言之，海登·怀特把当代资本主义看成是地狱般的社会，而历史思想所起的作用是维持它的灾难性的本质。那么，出路何在？只有乌托邦能够克服现实中持续的灾难。
    这样，海登·怀特就开启了全新乌托邦思想的前景。传统的乌托邦思想是猖獗的资本主义噩梦的一部分。与此不同，全新的乌托邦思想是与我们对文化定向的需求相适应的，今天，它已在地平线上升起。吕森对此评议说，怀特教授没有详细论述这种新的动力，但他激进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他把从现代性噩梦中唤醒并逃出它的魔掌的潜在的示范力量看作是艺术。
    英格·慕茨-库南（Inge Münz-Koenen）的发言题目是《乌托邦：对历史的回答--论历史与乌托邦两个概念的关系》。她的不少观点与海登·怀特有相似之处，但对今天社会的诊断不如怀特那么激进。她认同后现代主义关于“大叙述”已经终结的观念，认为这里包括乌托邦的传统形式的终结。在她看来，乌托邦思想是属于现代文化的过时的、方向性的形式。但她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相反，乌托邦思想是人们超越给定条件的精神力量，这种超越力量往往可以触发精神热情。因而英格·慕茨-库南要在旧的乌托邦思想终结之后寻找一种新的乌托邦思想。
    她通过分析新的媒体来寻找新的乌托邦，认为，新媒体在人的思维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在现实世界中，对现代化过程有效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旧的范畴都已不再有效。如今，对用现代的历史概念描述的过去来说，乌托邦已不再是超越它的未来；也不再是反对现实感知的想像。它已成为新的电子媒体所反映的实际的一种尺度。她与海登·怀特一样，认为这些新的乌托邦是对现实及植入其中的历史特征的挑战。新乌托邦是对全世界被美化了的现实的批判。她赞同海登·怀特认为新乌托邦的典型特征是艺术的看法，还举出两个有关电影的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乌托邦思想的新形式：由于艺术，我们的现实世界转换成了一种美学实践，而这种实践是要在现实世界的束缚中追求自由。
    下面介绍两个个案。意大利的弗朗卡·皮昂迪·纳利斯（Franca Biondi Nalis）在题为《埃蒂耶纳·卡贝在历史与乌托邦之间》的发言中用卡贝作为个案分析了历史与乌托邦的相互关系。卡贝（K5Q207.jpgtienne Cabet, 1788-1856）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既是历史学家，在1839-1840年间发表了四卷本的《简明法国革命史》；也是空想主义者，在1839年发表了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这两部同时发表的著作是有互补性的。卡贝的历史研究使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源在于糟糕的社会组织，而对它的治疗在于重新改造社会本身。他的乌托邦就是救治社会病症的药方。对卡贝来说，历史与乌托邦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乌托邦正是历史的结果。两者共同为某个时代提供了文化定向并指出了不远未来的前景。吕森对弗朗卡·皮昂迪·纳利斯的这篇论文评议道，作者所分析的这种互补关系针对的是19世纪的思想史，他没有说明，我们身处21世纪的当代人如何能够和应该怎样参考作为19世纪中期西方思想史典型的这个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