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的发言题目是《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的历史语境》。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是英国诗人、社会主义先驱者。他的《乌有乡消息》发表于1891年，描写了牧歌式的社会主义农村乌托邦景象。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是英国讽刺小说家。他的《一九八四年》完成于1949年，次年发表。彼得·斯坦斯基认为，这两个个案可以说明历史对于乌托邦的重要性。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可以被认为是描写乌托邦的优秀作品之一，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则是有名的反乌托邦（即描写地狱般社会）的作品之一。两位作者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都有很深的历史意识，两部作品都与历史思想有关。这表现在它们都需要通过历史来表现乌托邦。
    吕森对这篇论文的评议是，这两本书只把历史的积极作用归结为对历史思想的简单肯定。恰恰相反，历史再现的过去是存在潜在的乌托邦的，而这是只有通过非历史的方式，即乌托邦的思想来加以说明和再现的。换言之，历史与乌托邦是不能分割的。如果过去被看成是分割的，它就往往不能在历史的形式中再现，而只能在乌托邦的形式中再现。
    希腊的安东尼斯·利阿科斯（Antonis Liakos）做了题为《关于〈但以理书〉的长期争论：对乌托邦和历史思想的评论》的发言。《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是《圣经·旧约》的一卷，成书在公元前6世纪。安东尼斯以《但以理书》为个案，说明此书对西方历史理论的重要性。他同时又说明关于乌托邦概念的历史演变。他对历史与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作了分析。在前现代时期，神学的末世学可以被看成是乌托邦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神学末世学概念、历史和乌托邦都被作为一种论据调整在一起。到17世纪近代乌托邦思想出现时，这种关系结束了。历史和末世学分道扬镳。18世纪启蒙运动时，由于启蒙运动把时间带回到乌托邦的氛围中，历史和乌托邦有了新的综合。19世纪转向20世纪时，由于社会科学的出现，乌托邦与历史持续的相遇。譬如，现代化概念在社会科学以及历史研究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把乌托邦对未来的观点和对过去经验的看法整合在一起。
    安东尼斯·利阿科斯区分出三种话语，在其中历史和乌托邦是相融合的。在第一种话语中，乌托邦使历史有意义。其代表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在第二种话语中，乌托邦变成地狱般的社会。在那里，历史的丧失是场噩梦。它造成了与旧的古典的乌托邦的差别。这种话语的代表是乔治·奥威尔。在第三种话语中，过去本身会给未来提供新的价值。对过去的怀旧情绪会喂养乌托邦，使它有可能重建过去以反对现在。这种话语的代表是E. 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
    荷兰的安通·德·贝茨（Antoon De Baets）的发言题目是《一种成功的乌托邦：关于人的尊严的学说》。他与其他报告人不同，不是直接论述历史与乌托邦的问题，而是阐述现代社会一条基本的文化原则：人的尊严概念。他从几个方面来阐述这条原则，认为在人的尊严概念中包含乌托邦的成分，也就是说，在尊严和乌托邦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基础。但是在人的尊严的概念中也存在另一些反乌托邦的因素。
    吕森在总结时指出，多数论文同意：进入21世纪时，迄今存在的乌托邦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和相互关系已经走向终结，而新的乌托邦同时开始出现。传统的乌托邦思想的发展动力已经耗尽。现代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危机迫切要求一种新的乌托邦。现代概念的乌托邦已经终结，但人类的思想依然充满活力，反映这种活力的新的乌托邦形式正在形成，艺术是它的范式。
    至于历史，吕森同意海登·怀特的说法，即现代形式的历史思想及其反乌托邦的逻辑已经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思想已经终结。相反，正如乌托邦思想今天已经重新形成一样，历史也同样在重新形成。简言之，历史再现的是过去的经验，而我们需要这些经验是为了在给定的世界环境中寻找我们的道路。在承受不人道的结构的情况下，我们的充沛的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人道的境界。在这个运动中，乌托邦和历史是综合在一起的，而我们自己正生活在这综合之中。（陈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