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开始于19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到20世纪40年代已有上百年历史。经过百年发展，美国汉学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规模都取得一定进展。虽然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发展成形时期。以研究队伍为例，富路特（L.C.Goodrich）1930年在天津妇女同乡会上作题为《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演讲中，诙谐指出“合格教师（指美国高校中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教师）的数量我们用两只手就可以计算过来”①；费正清（John K.Fairbank）于1936年调查后发现，以远东为专业的专职者大概不到50人。②又如研究模式，由于20世纪初以来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夏德（Fridrich Hirth）、伯希和（Paul Pelliot）、戴闻达（Jan J.L.Duyvendak）等一批欧洲汉学大师相继赴美，在欧洲汉学家影响下，美国汉学注重应用实证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历史、语言、思想和文化。然而，二战爆发后，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迫切需要了解远东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基于现实情况所需，美国汉学出现由注重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的趋向。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执行干事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在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表示：“我们必须阻止的正是那种你称之为令人窒息的英国式研究的学院风气在美国得到更大的立足之地”，“依我所见，我们要在研究中国、日本、印度、苏联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一种新观念，或是一种新方法。”③
    正是在美国汉学处于亟待加强基础建设并摆脱欧洲汉学模式的发展成形之时，一批在国内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汉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留学任教，如杨联陞、刘广京、瞿同祖、何炳棣、刘子健、邓嗣禹、张仲礼、萧公权、袁同礼及钱存训等。④这些赴美华裔汉学者，到美后虽然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支援系统，但却得到了美国的研究环境，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华裔汉学者在美所从事的文史研究是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美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研究美国汉学史所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对于美国汉学史的研究，多侧重于美国汉学概况、研究范式转变和著名中国学家及其著述的研究等方面。有关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笔者仅见余英时于1991年初为杨联陞去世所写的祭文《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显裕的《试论杨联陞的史学及其精神之涵义》（《史汇》第1期，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出版社，1996年）、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明之的《萧公权与美国汉学》（李又宁主编：《华美族研究集刊》（创刊号），天外出版社，2000年）、陈润成的《邓嗣禹与战后美国汉学的发展》（《华美族研究集刊》第7期，2004年）及党宝海的《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学术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等等。通览这些学者的著述，笔者发现他们对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之影响这一问题的论述，或一语概过，或语焉不详，或仅就某一华裔学者作具体的个案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就20世纪40年代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这一论题从总体上作一初浅探析，旨在抛砖引玉，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 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
    如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奠基发展时期，有关中国历史或远东史的英文通史教材很少。⑤1947年，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苦于缺乏英文教材，最常依赖的是1944年出版的由恒慕义（Arthur W.Hummel）主编的工具书《清代名人传略》。⑥缘于此，赴美华裔汉学者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一道致力于美国汉学教学所需的教材资料建设。邓嗣禹于20世纪50年代在印第安那大学执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缺乏教学资料，便将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翻译成英文，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因为这本书在他看来“既不太详细也不太简短。它没有包含太多不必要的人名。作者的观点中肯客观，是一本理想教材。”⑦此外，他还与费正清、孙任以都、房兆楹一道编纂《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论，1839-1923》，该文献汇编由65篇有关清代的重要历史文献材料组成。该书在美国流行了近二十年，是美国汉学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目。⑧
    众所周知，目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利用目录是做任何研究的第一步，从选题、拟定大纲、搜集资料、写作以至编制参考书目，都必须首先检查目录。借助目录，既可以确定前人有无做过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又可了解相近的著述以丰富内容，同时可以依靠各种目录尽可能搜集完备的资料。基于目录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袁同礼自1949年定居华盛顿后，利用国会图书馆藏书之便从事西文有关中国研究之编集，先后编纂了《西文论华书目》、《德文汉学著作选目》、《俄文论华书目》等三种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目；此外，袁同礼还编集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中国数学书目》以及《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等有关中国之专科书目三种。其中，《西文论华书目》可称为法人考狄尔（Henri Cordier）的《中国书目》及其补编的续集，收录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之专著1.8万种，以补考狄尔所收迄至1942年的资料之不足；《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专为研究现代中国问题者编集，该指南收集了有关统计、经济、金融、地区调查及社会发展之英、法、德文专书、期刊及参考书；《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收录了西文及俄文有关书画、建筑、雕刻、陶瓷、铜器、版刻及工艺之专著及论文1500条。⑨钱存训到美后，亦编著了《中国书目解题汇编》，该汇编选录中、日及西文有关中国研究的目录约2600多种。⑩还有的华裔汉学者则协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目录的编纂。刘广京耗时3年协助费正清详细调查1067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其结果是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厚达608页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华裔汉学者所编辑的“为人之学”的目录指南，成为美国汉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对每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人而言都是必备参考书。正如费正清在评价其所编纂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时所说，“读着这卷书，我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已。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它就像使人多了一部分大脑一样，不仅可以随身携带，而且还要来得可靠得多。”（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