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汉学的流弊，华裔汉学者自认为身在美国就应尽一份力量矫正之，以提高美国汉学水准。萧公权曾言，“矫正‘中国研究’的缺失偏差是在美中国学者的一个责任。虽然学植不厚，学力不丰，我也想在这方面略尽其责。”因此，当他到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不久后发现“许多研究生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不高，做研究工作时感困难”，“若干颇负时誉的美籍大学教授所著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论文，因为作者的中文修养不够充分，时有误会误解的论断”，他便向学校建议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资料阅读”课程，“以帮助学生培养阅读原始资料的能力。”（30）另外，从萧公权的《十九世纪中国乡村》一书撰著出版的过程，亦可知华裔汉学者努力矫正美国汉学流弊，提高美国汉学水准的这种心情。萧公权在完成《中国乡村》一书初稿，并将其送交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后不久，收到专家建议其削减耗时数年之功撰著而成的《中国乡村》一书的篇幅，并将书中引用的许多原始资料一概删除，改由作者简述其大意的出版审查意见书，他表示了拒绝，因为“这是一部‘开荒’ 的初步著作。为了学力有限，我不希望在书中提出高深广泛的学理。我只想把寻得来的资料经过整理之后贡献给读者。这些资料的绝对多数从中文书籍中斟酌摘录，一一注明出处，译成英文，以使读者稽考，覆按，或引用。如果全数删去而代以概述，这书的用处（假使有用处）便要减少。我在书中也提出若干论断，同时把论断所据的资料一一列入，以便读者判定我的论断是否正确。这是我不惮其烦，引用许多资料的另一理由。如加以删除，读者便要失去这项便利。”（31）萧公权不愿删除的原因，还在于针对当时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化往往存有“首先设立‘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的流弊。对此，他在《中国乡村》英文原书序言中也有明白交待，“在描述时我努力做到具体而准确，尽管这笨重的细节描述将有可能产生加重读者负担的危险。……我采用这种方法，就是希望对这一课题的处理是一种历史性的而非理论性。换句话说，我关注的是翔实展现相关的社会环境和特定时代历史事实的过程，而不是能够被广泛使用的普遍理论或包容一切的系统。”（32）
    其他在美华裔汉学家也如萧公权一样，尽其所能矫正美国汉学的流弊。1960年，杨联陞在华盛顿大学主持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发言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往往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33）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亦曾提及说，“西洋人对于古汉语的误解，可以出一本《笑林广记》。”（34）针对当时美国汉学研究所存在的流弊，杨联陞“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35）例如，杨联陞积极倡导“训诂治史”，主张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要求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他在《朝代兴衰刍论》、《作息考》、《侈靡论》、《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和《兴建考》等著作中反复提示：任何理论都必须以基本史料的整理和考订为依据，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都有其特殊的“训诂”问题，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另一方面，杨联陞通过著作、书评随时随地点破美国汉学家将“浮云”视为“树林”的谬误。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中，为证明汉帝国大量使用人民的劳动力，根据《开通褒斜道石刻》的记载，“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他指出，这条驿道的修筑一共动用了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其中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人是刑徒，可见汉代一般平民被迫服役的数目之大。杨联陞在《兴建考》中告诉读者，魏特夫误解了石刻原文的意思，“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这个数字指的是工作日，筑道的人其实便是这二千六百九十个刑徒。换句话说，前一项数字不过是后一数字乘上工作日的总和而已。（36）再如，杨联陞在评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王铃与钟表专家普莱士（Dereke J.De Solla Price）合著的一本关于北宋苏颂创制的一种天文仪器时指出，两位数学史专家居然把四七二十八、三八二十四这样简单的计算给忘了，却说原文四七、三八恐有误字。（37）邓嗣禹亦同样如此。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曾编辑《中国近代史论著选目》，他从1949-1959年新中国出版的2032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中精心挑选出500部著作进行介绍和简要评述。（38）然而，费维恺在此书目中花费大量时间讨论邓之诚、孟森、李剑农的著作。为此，邓嗣禹在为此书目撰写的书评中指出，这些历史学家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且他们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就已出版；他怀疑此书标题中的“共产党研究”是否准确。他幽默地补充道，这本著作对共产党充满敌意，致使读者感觉似乎冷战仍在继续，纯粹的学术著作不需要像这样。（39）
    由于杨联陞等华裔汉学家的存在，美国汉学界减少了许多把“浮云”当作“树林”的事例。有学者曾指出，二战后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华裔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学术警察的角色。（40）这可能言过其实，但他们确是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努力矫正美国汉学的流弊，提升美国汉学的水准。
    三 开拓美国汉学研究新领域
    如前所述，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汉学，在欧洲汉学家的影响下，注重的是应用实证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历史、语言、思想和文化。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明确提出，美国汉学应像法国汉学那样主要致力于用严密科学的考证方法研究传统文化。他公开宣称“研究1796年以后的事件是单纯的新闻工作”。（41）赖德烈（Kenneth.S.Lattourette）在20世纪30年代亦曾如是言道：学术的热点集中在周代和周代之前的历史、周代和宋代的思想史及艺术史。欧美汉学家极少注意前汉至清代这段时期中国历史的内部发展。（4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于现实情况所需，在费正清等人倡导下，美国汉学开始摆脱欧洲汉学模式，由注重传统中国转向近现代中国。然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往往侧重探讨西方入侵如何左右中国历史，所关注的主要是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中外贸易、通商港口的生活与制度、义和团、孙中山、外交关系、传教事业和日本侵略等西方自身最关切的问题。（43）
    这一时期在美华裔汉学者虽身处美国学术环境，但其研究与美国本土学者有着显著不同。他们注重采用“局内人”的视角或者说“内部的取向”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状况及其内在变迁，力求透过历史的表象洞察历史内幕，描绘出充满变化与差异的社会图景，再现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面相。例如，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描述、分析和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探索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揭示潜藏于法律法规之下的清代地方政府实际运作机制。萧公权的《中国乡村》，探察19世纪中国乡村的形态和情况，考证清政府管制乡村的制度和措施，并检讨政府管制对于乡村的影响和村民对于政府管制的反应。正如萧公权所说：“我所要尽力展示的是帝国统治者如何对乡村民众实施控制？乡村居民如何反作用于这一控制体系？自然环境和历史社会环境对这一控制系统的运转有何影响？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社会环境之下，乡民的行为方式有何变化？”（44）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对19世纪中国绅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社会地位以及绅士阶层内部的等级和绅士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大体上勾勒出复杂的“绅士世界”。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中国绅士的收入》，则根据80多种方志和58种宗谱等资料，对士绅收入的来源进行深入分析。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论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等级与层次差别、不同社会等级与层次之间的流动、绅士个人的宦海沉浮与家族地位的关系、社会流动的趋势所反映出的人口和经济因素变化，从而揭示出帝制晚期时中国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