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赴美的华裔汉学者中，有不少人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如裘开明从1931年始至1965年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于1949年到美后，就任于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钱存训于1949年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吴文津于1951年毕业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图书馆学院硕士，在斯坦福大学修完中国近代史博士课程后，出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1965年又开始接掌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些华裔汉学者任职美国各大图书馆后，无不致力于发展汉学方面的藏书建设。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华裔汉学者裘开明的执掌之下，中、日文书籍从7000册增至40万册，成为西方世界大学图书馆中最大、最佳与管理最善者。（12）再以钱存训为例，自留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后，以一人之力历时十年将他接手时的7万册线装书和从芝加哥纽柏利图书馆购得的、已故汉学家劳费尔（Benhold Laufer）在清末从中国购回的中、日、满、蒙、藏文图书约两万余册，全部整理编目完毕，从而使得这些重要的收藏得以方便师生及研究者使用。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借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之东风，（13）钱存训大力采购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尤其是报刊、官报、地方行政资料以及中国战乱期间的文献和出版物；发展有关近现代中国藏书的同时，他继续搜集古籍善本和与教研相关的特藏，并陆续购进近200种明版和抄稿本的善本书，约500种日本所藏中文善本书影以及地方志、官修会典、则例和供教学研究中国书史所用的汉代封泥、居延汉简、敦煌写经、雕板、活字、纸币和早期印刷等珍贵样品多种。当钱存训于1978年退休时，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在美国各大学中跃居第三位，以古代经典、哲学、考古、文学、历史、艺术史和地方志收藏丰富而著称。（14）由于钱存训对芝加哥远东图书馆的杰出贡献，前芝加哥大学负责学术资源的副校长哈里斯（Chanucy D.Herris）在他退休时致函称，“我能与你共事多年，不胜荣幸，同时谨代表学校对于你建设芝大远东图书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深表谢意。你在将原有规模很小的中文藏书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一级的远东图书馆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5）对中国文化做深入研究，必须要有充实的图书资料作为基础。华裔汉学者致力于汉学图书资料建设，为美国汉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赴美的华裔汉学者还积极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一道致力于美国汉学的其他基础建设。举例言之，有的华裔汉学者在美国本土汉学家主持的有关汉学基础文献的英译中担当主角。德效骞（Homer H.Dubs）英译的《汉书》之所以被誉为“标准的中国史著英译本，在西方汉学界应处于一流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杨联陞所言，是因为“潘洛志（P'an Lo-chi）作为其中国合作者”；（16）魏特夫（Karl A.Witffogel）主持的中国社会史资料搜译，其辽代部分由其与华裔学者冯家升合作完成，两汉部分由瞿同祖和王毓铨负责，清代部分由房兆楹、杜联喆负责；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荣捷在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东亚思想史资料汇编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7）有的华裔汉学者协助美国本土汉学家编纂汉学研究工具书。恒慕义主编的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撰稿人除了50多名研究生外，还包括费正清等众多知名学者。不过，正如费正清所说，所有美国学者的贡献都远远逊于恒慕义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房兆楹、杜联喆夫妇。无论培训美国学生，还是编辑审定工作，房氏夫妇都获得了成功。他们“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了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外文著作”。（18）富路特主编的《明代名人录》和包华德（Howard L.Boorman）主编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亦离不开诸如房兆楹、邓嗣禹等华裔学者的参与。（19）还有的华裔汉学者则协助美国本土汉学家开展汉学研究，帮助其查找、翻译研究所需的中文资料。珀金斯（Dwight Perkins）就曾坦承，“这项研究工作（指中国农业发展研究），倘若没有一些人不断地给予帮助，我是承担不起来的。王业健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经济史家，他对这个计划的进行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提供的指导和关键性的参考资料，给了我极为宝贵的帮助。就算我对中国古代汉语的知识事实上要好得多，但要从成千上万部地方志中找出1900年前的资料，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这项工作却由肖王国璎女士和苏永明小姐出色地替我完成了。”（20）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本土汉学家的帮助，费正清感慨道，“它表明在当时文化条件下，我们在美国所从事的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依靠——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富有才干的学者。”（21）
    二 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6年，全美高校专注中国研究者不到50人；1969年，从事中国研究的师资人数则为550～600名。20世纪40年代，美国仅有哈佛燕京学社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研究机构；1969年，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已达23个。1868-1930年，美国图书馆12个藏书单位入藏中文书为35.5万册；1961-1965年，50个藏书单位中文藏书达240.9万册。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汉语教学的院校为30所，1968年则增加到108所。1951年，美国培养的中国问题研究生为143人；1959-1969年，美国高校培养了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人才3000多名，其中学士1700名、硕士1000名、博士412名。（22）研究成果方面，仅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就在1959-1969年间资助出版了200部中国研究著作。（23）
    美国汉学的过速发展引发了一些缺漏，许多美国本土汉学研究者中文能力薄弱即是其中之一。1973年，以599位中国学家为样本的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完全具备汉语能力、40%能够阅读、34%具备较流利的口语能力、9%的人能够用汉语写作。（24）林德贝克（John.M.H.Lindbeck）曾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的汉语水平如是评价，“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双语；全美仅有不超过两到三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25）由于运用不够充足的阅读能力看中文书籍，美国汉学研究者时常犯下“郢书燕说”的错误。例如，专门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史的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讨论11、12世纪宋代社会的专文。在文中，哈特韦尔把《欧阳文忠公集》的“文忠”合读，‘公集’合读；明琼山海瑞汝贤编的《元祐党籍碑考》误为是‘琼山海’、‘瑞汝贤’编。（26）
    美国汉学更为严重的流弊在于，许多汉学研究者中文能力和中国文史知识有限，却又想在学坛立足和扬名，为此他们往往有走捷径立异说的取巧心理。萧公权曾对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如是描述：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中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27）缘于此，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不可避免地令人生疑，甚至可说是谬误百出。例如，研究汉代史有年的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曾以长文讨论汉朝中兴的历史。该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分析王莽的改革和失败。毕氏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误；他的政策，并没有导致叛乱，豪强大姓也并不太反对他。王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黄河改道而造成的饥荒；如果黄河没有改道，则王莽的政权是极可能继续存在的。毕氏这一论断的主要论据在于，黄河改道后出现大水灾，由此造成了由北到南的移民，移民所经之处，增加了地方上的经济负担，因而发生饥荒，而这些饥民，便成了推翻王莽的主力。（28）但事实上，王莽时代并没有黄河泛滥造成灾害的事实；东汉时由北到南的移民，也只是毕氏的“推测，没有任何证据”。（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