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先生，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文化史、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学等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宁可先生治学，长于理论思考，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理解深刻，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通贯的史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思考全面、分析辩证、结论深刻。这种治学特点，清楚地体现在宁可先生的若干代表作中，尤其在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上。
    宁可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大讨论中，就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发表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1]《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2]《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3]《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问题》、[4]《对农民战争后封建王朝一些政策的分析》、[5]《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6]《读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7]《尚让的结局》①[8]等论文。“文革”后，发表《尚让的结局》一文的增补本[9]和《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10]这些研究成果，后来均收录于《宁可史学论集》[11]中。文章试结合我拜读《论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会，简略地介绍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就先生的治学特点和学术贡献谈一点粗浅的认识。由于学识浅陋，错谬难免，敬祈学界同仁批评教正。
    一 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是宁可先生用力最多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和《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构成上、下篇。这两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中国农民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富有理论创新、善于特点归纳的有益探索。
    在上篇《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一文中，宁可先生指出，研究农民政权问题，必须先明确三点：第一，什么是政权；第二，如何理解“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2]第三，农民及农民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宁可先生根据自己对经典作家理论的体会，对上述三点展开了论述。对于第一点，认为政权问题就是阶级专政问题，政权最基本的特征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最根本的标准是它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它的历史任务是保护哪种社会制度和哪些阶级，反对哪种社会制度和哪些阶级；只要农民在一定地区通过军队及其他组织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尽管这种统治只能是不完整的或萌芽形式的政权，但应当承认这是农民政权，而且是战争条件下“最正常”的政权。对于第二点，宁可先生认为，必须正确理解“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全面含义。其包括三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内容：首先，革命的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其次，革命的阶级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要建立本阶级的专政；再次，革命阶级必须保持与巩固政权，否则就无法把革命的胜利保持到底。对于第三点，宁可先生认为，农民革命的基本特点是由农民阶级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农民阶级具有两方面的两重性：第一，在阶级地位上，具有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性；第二，在历史地位上，它一方面是革命阶级，另一方面又不能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这两方面的两重性造成农民思想意识上的两重性与局限性。一方面，在个体生产的基础上，作为劳动者与革命者的农民产生了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平等思想，企图用平分财产的办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用“等贵贱”的办法消灭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等级制度，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生产力在封建社会中处于依附地位，其个体的、分散的、小私有制的性质，不仅平均与平等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农民革命纲领措施，无法真正、彻底、长久保持与实行，而且农民在思想上也不易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易于受地主阶级思想的腐蚀。
    单纯的农民战争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的性质是反封建，历史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因此农民战争就是革命。但是，由于农民的阶级、历史的局限性，在封建社会内部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先进阶级与政党领导的情况下，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任务。因此，农民战争终究只能是不完整、不彻底的革命。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权学说为指导，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民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特点做了以上理论阐释后，宁可先生又结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具体史实，通过对秦末农民起义楚政权、新末农民起义更始政权、隋末瓦岗军起义魏政权和窦建德起义夏政权、唐末黄巢起义大齐政权、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大蜀政权、元末刘福通起义宋政权、明末李自成起义大顺政权、张献忠起义大西政权、清朝太平天国等农民政权的分析，具体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政权的三个基本特点：农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农民能够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民政权，即建立农民的专政，尽管它是不巩固、不完全的短期专政；农民由于历史与阶级的限制，不可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农民政权的消灭或变质是农民革命失败的主要标志。宁可先生还强调，受农民阶级地位、历史地位和思想意识两重性与局限性的影响，农民的专政只能是不完整、不彻底、不巩固的专政，农民不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终将走上下列三条道路之一。第一，被地主阶级用优势兵力从外部加以消灭，或被某个地主集团吞并，成为该地主集团的工具，如东汉末黄巾军的被镇压与其中的青州军的被曹操收编。第二，由于起义农民与地主阶级界限不清，以致被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内部的地主分子篡夺了政权，刘秀在新末农民起义中的活动，就是一例。第三，由于起义农民发生分化，部分起义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而使农民政权变质，朱元璋即一例。概要而言，宁可先生认为，农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国家政权，在推翻封建政权之后，农民能够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短期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限制，农民不可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农民政权的消灭或变质，成为农民革命失败的主要标志。
    下篇《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对上篇有所涉及但未及详论的几个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述，重点讨论了中国农民战争在政权问题上的特点、农民战争从前期到后期在政权问题上的发展、不同类型农民政权形成的原因等问题。
    对中国农民战争政权特点，宁可先生主要申论了两点：一是中国多数农民起义，特别是全国性的，都是把夺取政权与建立农民政权当成起义的首要任务；二是多数较重要的农民政权都是坚持斗争到底，在战斗中光荣地失败，投降、变质的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