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民战争从前期到后期在政权问题上的发展，宁可先生以中国农民战争的翔实史实为根据，多层面地论证了“中国农民战争大体以唐末农民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从前期到后期，农民战争在政权问题上呈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重要观点。[11]383从斗争口号看，农民战争在前期提出的一些反对封建政权的口号多半是比较模糊的，没有揭露封建政权的本质，与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思想界限不清，有时还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后期反封建政权的口号比较鲜明，也触碰到了封建政权的某些本质方面，并且明确地提出要推翻这个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从打击对象看，前期许多农民战争尽管在客观上向封建中央政权冲击，但在主观认识上还表现出承认封建中央政权和封建皇帝的最高统治地位，甚至还表示尊重与支持，建立的政权，也自居为地方性政权。后期，更多的农民起义开始就建元称号，明确地表示了“取而代之”的决心，也出现了更多地以中央政府相号召的农民政权。从政权组织与纲领上看，前期的农民政权组织不完备，权力集中程度低，缺乏完整的制度、法令、纲领和措施。黄巢政权后期粗具规模；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襄阳初建时就建立了一套中央和地方军政制度，并且有均田免赋等经济纲领，攻占西安后，制度更为完备。太平天国政权组织制度更为严密，纲领法令制度更加完备，达到了中外历史上农民政权的高峰。从政权坚持的时间与前途看，前期全国性农民战争持续的时间多在10年以内，正式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权坚持的时间都不长，后期持续的时间都超过了10年。
    在上篇中，宁可先生提出农民政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原始的、公社的形式来代替被推翻了的旧封建政权。这种形式往往披着宗教的外衣，有着平均与平等思想的内容；有时则采取山堂水寨、聚义结盟的形式。另一种农民政权是模仿封建国家机器的形式，特别是官僚制度。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些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多半是这种类型的政权。在下篇中，宁可先生申论了出现两种类型农民政权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需要使农民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农民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又使农民无法创造出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权形式，而只能承袭或模仿熟悉的形式。具体的原因则有斗争形势与任务不同、起义群众及领袖成分出身不同、是否采用宗教作为斗争手段等。
    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问题的这两篇文章，既有理论阐述，同时还以发展的眼光观察分析中国农民战争前后变化的情形及原因。与当时仅着眼于农民能不能建立政权、农民政权是革命的还是封建的争论相比，其思考全面、观察辩证是十分显然的。这两篇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具体论证层层展开，既有综合论析，又抓住关键和要害。
    二 关于皇权主义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有没有皇权主义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否带有皇权主义性质，在当时的大讨论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宁可先生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一文，提出独到见解，认为“农民有皇权主义思想，中国农民战争带有皇权主义性质。但是，它和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并且不是农民思想和农民战争性质的主要方面”。[11]393他认为，农民的皇权主义是从农民的阶级地位与历史地位产生的。首先，农民分散、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很难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他们受宗法家长制束缚，家长和族长就是一家一乡的权威，在更大的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也就产生了由一个更高的权威来代表他们的要求。其次，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依附地位，政治上受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反对封建主义，但却不能在认识上完全与地主划清界限。在这种影响下，则在全国范围内代表农民的权威就不能不以皇权作为目标。这就是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性质产生的根源。宁可先生强调，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思想有本质区别。地主企图运用皇权来维护与加强自己的统治与剥削，农民拥护皇权却是为了保障生活，减轻乃至免除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摆脱封建束缚。农民心目中的皇帝实质上不是封建的皇帝，而是农民的皇帝。可是，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使农民看不到农民的皇帝与封建的皇帝的本质区别。
    宁可先生接着分析了农民的皇权主义随着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的复杂内容：从幻想封建“好皇帝”解除苦难，到拥护农民的“好皇帝”打倒封建的“坏皇帝”，再到幻想新的“好皇帝”解除苦难，然后这个幻想破灭。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性质只是农民和农民战争落后与局限一面的反映，不是农民思想与农民战争性质的主要方面。在农民革命的实际中，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平等、平均的民主主义，奇特地纠结在一起，是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两重性与局限性的具体表现。所以，农民尽管从地主阶级那里接受了皇权主义影响，但进行了改造，使它呈现出新的复杂的革命的内容，农民及农民战争革命的色彩更鲜明一些，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质。
    宁可先生的论述结构严谨，富有逻辑性。从农民的阶级地位与历史地位立论，逐层阐述农民皇权主义产生的根源、复杂内容及特点等，阐述农民皇权主义与地主阶级皇权主义的本质不同，认为农民的皇权主义既具有落后性和局限性，也有革命性和反封建性，又以革命性和反封建性为主，而这正是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两重性与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三 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问题
    中国农民战争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即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能不能认识自己进行的斗争，认识到何种程度？是当时大讨论中有分歧的问题。宁可先生发表了《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一文。文章认为革命的自觉性指革命阶级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与历史任务，认识到斗争的前途，建立革命的理论和政治组织，积极地为自身阶级的利益及前途而斗争。这种自觉性是封建社会农民达不到的。但是，这不等于农民自发的斗争中不存在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也不等于两千年间农民斗争的觉悟程度没有任何提高。如果只强调自发性，连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觉悟性及其逐步的提高也一并否定，就不免走向贬低农民革命性的极端。总之，夸大农民战争自发性的观点以及过高估计农民战争自觉性的观点，都是非历史主义的。
    结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具体论证，宁可先生辩证地指出，中国农民战争终究是自发的革命，农民的觉悟程度无论如何不能超越他们阶级与历史的限制，超出自发的范围。但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农民的革命思想及其觉悟性是逐步提高的。在这篇文章中，宁可先生明确阐明了革命的“自觉性”，而是考察了中国农民战争中某种程度上农民自觉性的存在及其不断提高过程的史实，以发展的眼光研究问题，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要求。宁可先生指出：“阶级与时代的限制反映到农民的斗争中来，就使得农民战争的许多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矛盾性质。农民的斗争具有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但这种觉悟性的增长却始终越不出自发斗争的范围，就是这类矛盾着的现象之一。”[11]412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及农民革命两重性与局限性的理论，仍是宁可先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自发性与觉悟性问题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