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生院的读书生活
    ■：陈先生，很高兴能访问您。从年岁来看，您似乎是处于老一辈学者和当今中青年学者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学者。以前也听过您的学术讲演，很有启发，但一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今天可以当面向您请教了。
    ●：您太客气，我们是学史、治史的同行，彼此交流，大有益处。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一般我们都是从进入史学殿堂之前的学习阶段开始谈。
    ●：好！那就从我的读书生活开始吧。我是1965年在贵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毕业后，先到昆明粮食学校教书。执教不到一年，就遭遇到“文化大革命”。我被下放到一个货场的仓库和装卸工人一起劳动，但艰苦的生活中，读书一直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
    ■：您在这十年动乱中仍然能够坚持读书，这是受了什么影响，与家庭影响有关系吗？
    ●：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少年时代起即接受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每日不可离开书本的家庭教育。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您很快就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得以进入大学任教。这时候，我给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写了信，并有幸结识了他。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在郑天挺教授的鼓励下，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从此踏进了清史研究的殿堂。作为研究生院的第一届学生，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都是相当艰苦的，研究生院还没有独立的校舍，只能跟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住在一起。
    ■：那样说来当时的学习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当时的生活情况，确实是很苦的。但是大家没有因为生活清苦放弃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这些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同学都有一种“时不我待”之感，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精神状态。生活虽然清苦，但当时的学术氛围确实是很好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是我们经常去读书的地方。有时为了占个位置而不得不凌晨四五点钟就爬起来去图书馆，中午就啃一个冷馒头。社科院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北京丰富的资料来源，加上得到诸多史学大师的悉心指导，使我们的学问日渐长进。在这三年的研究生院生活中，我经常以“时不我待”四个字来鞭策自己，只争朝夕，孤灯相伴，苦读清儒之作。可以说研究生院的读书生活让我受益终生，研究生院的养育深恩，我是终身难报。
    ■：研究生院毕业以后，您就留在了历史所工作了吗？
    ●：是的。1981年研究生院毕业后，就留在历史所工作了，岗位在清史研究室。这30年来，我专注于清代学术史的探究。经过多年的学习，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其中的《清初学术思辨录》和《中国学案史》可以说是我的主要代表作。
    《清初学术思辨录》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社会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以顺治、康熙二朝学术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合众多个案研究为一体，对清初80年间的学术演进趋势、主要特征和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
    这本书问世以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鼓励。杨向奎先生对我的习作给予了肯定评价，认为结合清初的社会实际来谈学术思想，这是最正确的方法之一。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社会而谈社会思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与当时之社会相关。我此后的研究工作，便是遵循先师教诲，逐步推进的。
    二、我的学案史研究
    ■：上次您到我们历史学院来作学术报告，您专门讲了您的学案史研究的情况。我看到学术界对您的《中国学案史》一书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开拓性著作。它远溯先秦诸子、《史记》、《汉书》，上起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下迄民国徐世昌《清儒学案》，对于学案体史籍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做了第一次系统梳理。今天可以请您谈一谈您从事学案史研究的情况吗？
    ●：我进入学案史领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致力搞黄宗羲研究，就要读他的《明夷待访录》，读他的《明儒学案》。关于《明儒学案》，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追溯到了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所以我去读《伊洛渊源录》，并写成《朱熹与〈伊洛渊源录〉》一文。那么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朱子的《伊洛渊源录》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